谋略是计谋策略，在管理领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道德经》包含有丰富的管理谋略思想，有着极高的应用价值，且“甚易知，甚易行”（《道德经·七十章》）。梳理老子管理智慧，古为今用，为当今管理者提供思想武器。

一、弱柔处下、以弱胜强的经营谋略

老子是从世间万物强弱转化中看到了“守柔”、“处下”的必要性。“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 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道德经·二十三章》）即少施政令不扰民是合乎自然的，天地的狂暴尚不能长久，何况人呢?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道德经·七十六章》）。在老子看来，凡“生”者必是“弱”的，而以“强”自居者，“死”期已将至。正是从这些观察中得出了“物壮则老，是为不道，不道早已”（《道德经·五十五章》）以及“柔弱胜刚强”（《道德经·三十六章》）的结论。

《道德经》处弱守柔的“弱用论”包含着弱和强转化的辩证思维，是以弱胜强、转弱为强、后动制敌作为目的的完整的、自成体系的以弱胜强术。以弱胜强是要具备条件和基础的，对于弱者来说，“以正治国”，打造自身的实力，方是以弱胜强的基础；内而同仇敌忾，外而得道多助便是“哀者胜”的基本条件；“以奇用兵”，采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是以弱胜强，转弱为强的有效手段。

所谓“哀者”有着双重含义：即哀痛和哀怜。哀痛是指弱势一方对强敌侵凌一致悲愤，也就是同仇敌汽；哀怜是指处弱一方得到内外广泛的同情，也就是孟子说的“得道者多助”。为了创造这些条件，老子主张：对内要教育群众，“以正治国”，从而树立起取胜的坚强的信心和决心；同时，要进行艰巨的组织工作，把前方、后方一切物质、精神力量都动员整合起来。对外要做广泛的宣传工作和外交联络工作，多方争取支持与援助，分化瓦解敌人．只有这样，才能把“哀者胜”由可能的条件变为现实的条件。

老子用战争作例分析以弱胜强的基础。要想在战争中取胜，首先要做好内治工作来加强自己的实力，诸如将帅及各级军事干部的选拔、培养、考察，战士的征集、编组、训练，武器及其他军事物资的准备以及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的改善等。这些治国、治军的工作，事先做得越充分，战斗的实力就越强大。这些“以正治国”的工作，必须做得非常周密，切实，一丝不苟，马虎不得，“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道德经·六十四章》）。“慎终如始”，才能避免全部工作“于几成而败之”。

按照一般人的思维习惯，强大才是求胜的前提，才有取胜的把握。但是老子确思辨认为柔能胜刚，要善于示弱，万事不要强出头，逞强是不能持久的，不为天下先，才能保存自己的实力，防止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从而立于不败之地。“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示人”（《道德经·三十六章》），“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道德经·七十六章》）。老子这些对立统一的规律，运用到管理上，无疑会产生良好的管理效果，正是“我无事而民自富” 的最佳管理谋略。“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理墒；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键而不可开┅┅”（《道德经·二十七章》）说明人只要善于行不言之教，处“无为”之政，符合于自然，不必花费太大的气力就可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并且无可挑剔。

老子把水的特性化为智慧，用在管理方面，“上善若水。水能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道德经·八章》）。意即最高的善就像水一样，能够滋润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总是停留在众人都不喜欢的低洼的地方，所以最接近于“道”。“天下之至柔，驰骋天地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道德经·四十三章》）。即柔弱东西能进入到坚硬的东西中去，由此我们能知道无为是有益的。老子是把水的“利万物”和“补不足”的强的适应性或响应能力看作是“上善”。守柔的目标正是要追求这种“上善”，这也正是守柔的意义所在。“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道德经·四十九章》），“至治之极，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道德经·八十章》）。由此不难看出，老子所倡导的守柔，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以适应民众需要，追求民众幸福为最终目标。[1]老子的根本关怀是人，他对“利万物”和“补不足”是从“利民”和“补民之不足”的意义上理解的。

二、无为而无不的管理制胜谋略

老子管理思想的总纲是“无为而治”。强调不妄为、不乱为、顺应客观态势、尊重自然规律的意思，不人为地强制和干涉。“无为”是一种立身处世的态度和方法，“无不为”是指不妄为所产生的效果。万事万物均有其自身规律，只能顺应规律，顺应时代的潮流促其前进，不能违背规律，否则就是有为。“有为”即乱为、妄为。可见，老子并不反对人类的积极努力。“为而不恃”、“为而不争”，就是鼓励人们去“为”、去做，去发挥主观的能动性，去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三十七章》），推之于政治管理，那就是“无为而治”。“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道德经·三十二章》）。“民之难治者，以其上之有为也，是以难治”（《道德经·七十五章》），“法令滋彰，而盗贼多有”（《道德经·五十七章》），“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道德经·五十八章》）。老子提倡：“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道德经·五十七章》）。并告诫当政者要“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道德经·二章》），做到“功成身遂，百姓皆谓我自然”（《道德经·十七章》），“要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道德经·三十四章》）。老子认为管理者应该无为而治，顺其自然，在管理工作取得成效时不居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无不而治”的管理目标，取得良好的管理效果。

“虚静”是“无为”的本质特征，“无为”要求管理者虚怀若谷，寂静致思，“虚静无为”， 实质是深思熟虑， 百虑而一途，达到成功目标，“无为而无不为”。 使其免受轻浮、冲动的蒙蔽，“静为躁君”（《道德经·二十六章》）。老子认为，以智取天下，别人还之以智；以力为出发点，别人还之以力。“慧智出，有大伪”（《道德经·十八章》）。顺应人的本性，人民诚实质朴，没有虚伪。治天下者机智巧一诈，被治理者反而因之作奸作伪。因此，在管理中不人为破坏自然规则，顺应自然，就能够防止下属出现心理抵触，实施有效管理。

“圣人为腹不为目”（《道德经·十二章》），主张生活简单，反对追求官能享乐。要满足被管理者的合理需要，这样做才能够激发被管理者的热情。但是如果被管理者相互为利益争斗，不仅会影响个人利益，而且有损于整个团体。

天地“无为”而又“无所不为”，对现代管理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哪些事“当为”，哪些“当不为”，这要有一个较深刻的把握，要坚定。所谓“无为”，说到底是要使管理行为归于正道。按照事物的发展规律，按照社会需求变化的规律，从容不迫，沉着稳健，脚踏实地地从事那些利益在社会、利益在公众的正当的事业。也就是说，“当为”和“不当为”的依据，应当是社会和公众利益。凡是对社会公众利益有损害的，即使自己做得到，也是不可为、不当为的。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经常地、自觉地坚持为“无为”，做“无为”的事，做合于正道、合于社会利益的事，不断地检查自身行为中“有为”的苗头和成分，使之回归“无为”。同时要采取“无为”的态度去“为”，“为而不恃”、“为而不争”，脚踏实地，乐于奉献[2]。 “无为”的结果恰恰是“有所作为”。

三、常善救人、故无弃人的用人谋略

“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道德经·六十九章》）。用人要用其所长，这样就没有被遗弃的人了，用物要用其特点，这样世间就没有不可用的东西了。这可供我们搞好管理组织、择人用人。事实上《道德经》的管理价值已被国内外很多人所认识，美国人艾博契特所著《二十二种新管理工具》一书谈到管理的过去与未来时，引用了《道德经》的一句话“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并议论说： 讲这几句话至今已有二千年历史，它代表见识不凡的管理者长久以来都在努力、但仍未有人能够趋近这种道的境界[3]。

老子所理想的领导者大家简直不知道有这个人，“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至于大家亲之誉之，歌功颂德，那倒已经是第二等的君主了。“功成事遂，百姓皆为我自然”（《道德经·十七章》），不知不觉，自然而然，大家都生活的好好的，那还有什么必要功德可颂呢？坏就坏在“有为”上。“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道德经·七十五章》），这里阐发的管理思想与现代西方管理学家约瑟夫?梅西（Joseph Massie）对管理的解释：“管理就是通过其他人来完成工作”有着惊人的相似[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