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社会的产生，人类生存环境中竞争的加剧，一种专为统治阶级出谋划策的阶层，在历史上悄悄地出现，这就是谋臣、策士。在我国的许多古代典籍中，有着许多这方面的记载。“前朝诸葛亮，后代刘伯温。”历史上有口皆碑的谋略人物多是以个体形态出现的。历代有识有为的统治者，大都注意招贤纳士，礼贤下士。谋臣如云，被社会公认为是英明和强大的象征。精于谋划、料事如神的军师、谋士，被社会公认为是聪明和智慧的象征。

　　以谋为生，以谋立足，以奇谋妙计名传后世的，最早的要数到伊尹、姜尚。到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剧的局面，激烈的军事斗争，频繁的外交活动，促使大量的以谋划为职业的食客、谋臣、策士的产生。齐国的盂尝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赵国的平原君，号称四公子。每人都养有删名食客(也叫门客)。典故“毛遂自荐”就是典型一例。战国时秦之所以逐步强大，兼并六国，原因之一就是重用人才。除起用本国人才外，还高官厚禄聘请外国人来秦做官，委以重任，叫客卿。李斯《谏逐客书》中就列举了一批客卿的姓名和功绩。人们熟知的商鞅、张仪、李斯等客卿，对秦国强大都起了积极作用。战国末期商贾出身的吕不韦也养门客30凹人，命他们“人人著所闻”，汇编成《吕氏春秋》一书，通过综合和整理，“假人之长，以补其短”，为秦国治理国家、统一天下提供方略。

　　在春秋战国时期，谋臣、策士的数量虽然众多，但组织形式大多是松散的，以分散的献计献策活动为主，或是统帅临时组织几个谋士的小群筹划活动为主。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战争的发展，武器装备的更新，作战方式的变化，到东汉时期，军队作战出现了车、步、骑、水诸兵；战争规模日益扩大，双方交战的兵力达到几十万、上百万人；战场范围更加广阔，军队运动达到数百里乃至上千里；斗争的形势复杂多变，军事斗争、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外交斗争交织在一起。所有这些，都对决策和指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统帅加几个谋士的组织形式或谋土分散献策的活动方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于是出现了具有组织体制的谋略群体。东汉“掌四方兵事”的太尉和“掌征伐背叛”的将军均设“府”，“府”下设“曹”，包括主管作战的“兵曹”，主管情报的贼曹，主管运输的“尉曹”，主管后勤供应的“金曹”、“仓曹”等等，并设相当于今天参谋长或秘书长职权的“署诸曹事”的长空1人。太尉府有幕僚48人，大将军府有幕僚64人。其中有“职参谋议”从事中郎2人。这就是当时的初具规模的参谋机构。

　　曹操，在袁绍的眼中，不过是“鹰犬之才，爪牙可任”的不屑一颐的小人物，然而曹操凭借参谋集团的智力而消灭了袁绍部。在曹操幕府以谋为业的著名策士有：程昱、苟稶、苟攸、郭嘉，毛遂、贾诩、董昭、刘晔、华歆、钟繇、杜袭、赵俨、司马懿等等。曹操率先在参谋制度上进行重大改革，他首创参军制。在他的司空府、丞相府设立“军师祭酒”、“军谋祭酒”、“军祭酒”等相当于主任参谋或参谋长职务的官员，设“军师”、“参司空军事”，“参丞相军事”、“军谋掾”等各级参谋职务，用以安置有治国用兵之术，满‘怀学识韬略的人才，适时地为自己出谋划策。曹操的识才之明、容才之量、用才之术、驭才之能，弥补了地盘小，军队少、名位卑徽的劣势，战胜了虎踞一方的袁术，勇力过人的吕布，称霸中原的袁绍。据《三国志•蜀书卷五》载，诸葛亮当时就曾指出；“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兵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