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显著标志，不仅要有特定的研究对象，还要有它独特的理论方法。军事谋略学是研究现代战争双方护己克敌对策现象的学科，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理论方法。中国古代谋略文化以概括性、整体思考见长，但同时存在过分笼统，缺乏由一般到特殊、由前提到结论的严格推理和由特殊到一般的充分归纳，断言多于说理，许多结论只可意会、顿悟，难以言传和准确把握。智慧之光虽不时闪耀，但却很少有可操作性，往往只是一种思辨性的结论，不属于科学的认识，这是难以进入现代科学之林的又一原因。我们要构建的军事谋略理论，需要内涵明确的基本概念，需要特定研究对象的基本原理，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严谨逻辑体系，可推理、可验证、可传授、可操作，而不是“运用之妙” ，只“存乎一心”的玄奥学说。 

几年来，我们在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中形成的对军事谋略理论与方法的认识，可以简要归纳为以下六点： 

一、军事谋略决不仅仅是诡诈与欺骗，更本质的内容是对军事斗争双方强弱胜负转化规律的深刻认识与预见，军事谋略理论的基点应当放在斗争双方强弱胜负转化的客观规律之上。这样，就可以把军事谋略由单纯当作斗智的思维艺术，转变为求强避弱、克敌制胜的军事科学。 

二、我们之所以能够使中国古代军事谋略成果在科学化的道路上前进一步，是因为当代社会出现的新技术革命使人类发生了认识能力的飞跃，其标志就是系统科学的产生。近半个世纪出现的一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等横断学科，按钱学森先生的见解，它们都是从不同侧面、角度对系统更深刻的认识，可以统称为系统学。系统学不仅是科学理论，而且是现代科学的方法论，它是辩证唯物论方法在科学上的体现。系统学为军事谋略理论研究提供了最恰当的科学方法论。 

三、战争行为是复杂的动态性的系统行为。既不能看作两群武装士兵的集体格斗，也不能抽象为双方指挥官像下棋一样进行的纯智力角逐。因此，仅以“力”的大小判断双方的胜负，或者是只以指挥者的智愚来衡量双方的成败，都不能正确揭示战争胜败的本质原因。只有按系统的观点，把对抗双方都看作结构、功能与调控品质有差异的作战系统，才能抓住对抗双方主体的本质特征。战争可以概括为两个作战系统不确定阶段的对抗过程。战争的直接目的就是在保护己方作战系统安全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与增强系统的整体功能，制服与破坏敌方作战系统，使之失去作战功能。 

四、军事谋略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正确来源在哪里？按系统化的战争模型，军事谋略就是战争（战役、战斗）的指挥者，依据战争强弱胜负的基本规律、双方作战系统的结构、功能与环境关系的特点，设计出来的护己克敌的对策链。因此，军事谋略不是玄奥莫测的纯思维灵感，它的理论和方法是一门科学。对抗双方谁对对抗过程本质规律认识得更深刻，“力”、“器”、“谋”运用得更合理，就会走向胜利，而失败便会惩罚另一方。于是，如何寻求正确军事谋略的方法也就清楚了。正确的军事谋略是依据客观规律，双方作战系统结构、功能特点及环境潜在的功能，步步营造决定胜负的大势。这种大势一旦形成，即使把己方的打算公开告诉敌人，敌方的失败结局也无法改变。因此，正确的军事谋略虽不排除诡诈，但决不能把夺取胜利的希望仅仅寄托在敌人上当受骗上。 

五、军事谋略理论的中心是谋划方法。在我国传统谋略中，各种具体的谋划方法犹如颗颗珍珠闪烁着永恒的光芒。“三十六计”中的“声东击西”、“围魏救赵”、“釜底抽薪”、“欲擒故纵”等，在军事斗争中运用的频率很高，说明它们在军事谋略方法体系中居于客观上的重要地位。但是，传统的谋略由于没有形成科学体系，它们便如同散珠碎玉没有任何联系，也无法说明为什么它们应用频率很高的原因。当我们以作战系统对抗论的观点研究军事谋略时，就会发现由于作战系统的行为特征是有限的，所以按着这些特征产生的军事谋略谋划方法类型也必定是有限的。由此出发，按照系统对抗的行为特征，就很自然地把军事谋略的谋划方法归结为七种类型：整体谋划法，结构谋划法，对抗过程谋划法，信息调控谋划法，聚集战斗力谋划法，环境功能谋划法，多系统对抗谋划法。其中前六种谋划方法是两个作战系统对抗过程中的谋划方法，是战役、战斗指挥中的谋划方法，第七种谋划方法属于战略谋划的范畴。原则上说，前六种谋划法对于多系统对抗也是适用的，但是多系统对抗从理论模型到对抗的目标形式和手段都有更复杂的内容。 

六、这一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内容表述体现了科学性与实践性统一的原则。这主要表现为严格定义的概念、科学方法论的运用和对军事谋略方法认识的深化；谋划方法理论体系的相对完备性与对传统谋略成就的相容性，比如“三十六计” ，其中每种计谋都不超出这七种谋划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