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政治家的胆识在关键时刻能扭转乾坤
二战以后,各殖民地纷纷独立,印度是1947年独立的。这时候我们中国国共打得很厉害。印度则在闹分裂,1948年印巴分裂。尼赫鲁在这些关键问题上简直是书呆子,有点像戈尔巴乔夫。当时尼赫鲁打的是西方民主牌,天真地认为分裂出去的巴基斯坦迟早会回来。但巴国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不仅回不来,而且印巴一打就是五十多年。现在有些中国人对台湾也持这种看法:认为台湾如分裂出去,如果我们搞好了,到时候它自然选择回来。这是天真的想法。巴拿马就在哥仑比亚眼皮下,1903年独立到现在都100多年了还没有回到哥仑比亚。哥仑比亚是那么大的国家,你看地图,巴拿马在其上面只是一个小点,但就是回不去。如果印度当时没有分裂的事,我们设想一下1962年的中印冲突会是什么样子?有人说,印度文化天生柔弱,出不了强权人物。其实这是天大的误解。在太平洋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印度有两个领袖人物,一个是尼赫鲁,另一个就是苏巴斯·钱德拉·鲍斯(Subhas Chandra Bose)。前一位是跟英美的,后一位是跟希特勒、东条英机的。钱德拉·鲍斯还跟汪精卫一块照过像。他主张用军事赶走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这种主张为德国人和日本人所利用。太平洋战争结束前,他死于飞机失事。这个人不是公子哥儿,不搞尼赫鲁那一套好看不中用的“民主”,不搞西方政客那一套小把戏。可以设想,当时如果钱德拉·鲍斯没有死,并当选为印度总理,那印度的历史可能完全不一样,国内分离势力就会毫不留情地被消灭掉。尽管钱德拉·鲍斯死了这么多年,可许多印度人,特别是大学生很怀念他,认为他是英雄。
我们来看看与尼赫鲁同时期的毛泽东。印度独立时,共产党正跟蒋介石打仗,西藏就有一些人想闹独立,与美国、印度的一些势力勾结。可以设想,1948年,如果印度当时仅出少量兵力暗地支持这些“”分子,那后果也是不堪设想。因为我们那时候根本就无力西顾,后来再谈判那也很难是今天这样的局面。毛泽东在1949年10月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初就出其不意,迅速拿下西藏。尼赫鲁反应过来后,又是抗议又是遣责,后来还搞什么“前进运动”,小脚老太婆似地一点点一点点地蚕食西藏。毛泽东没有那些花哨作派,直接出兵,一步到位,1962年击退入侵中国的印兵。
有人问中国为什么在1962年打赢了又退回来了呢?
如果我们看看西藏地形就会明白毛泽东所出的是险招,这与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思想是一致的,当时我们所取得的胜利只是险胜。我们后勤跟不上,是靠自然动力将战争物资运上西藏高原的,其成本高得惊人。如果印度拖我们半年,这场战争就可能影响中国国内经济建设大局。毛泽东是真正的智者,尼赫鲁在小步前进,而我们的毛泽东则兵贵神速,一步到位,打他个措手不及。当印度一片混乱,神志未定之际,我们又立即收兵,把缴获的武器还给他们,给国际上树立了正义、和平的形象。毛泽东以斗争求和平,从1952年的抗美援朝与 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结束到现在,中国东北与西南均无战事。有些事就得这样,你如果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有理有节,反倒会有和平。毛泽东敢出险棋,善出险招,结果用时间最短的战争,赢得中国边界上时间最长的和平。这是毛泽东以斗争求和平外交思想的成功范例,也是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大贡献。
中国人的强国之梦是从孙中山开始的。看看过去的历史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种情景让人难受。前一阵听说有一个东欧国家飞机出事,华人就被关到机场大厅,而西方人则都被送到宾馆,怎么说都没用。大家都知道,国家不强大,国民受人欺。1949年,中国开始走向强大,当时中国被美国包围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冲出来?是靠斗争而不是妥协。美国已到了东北亚和东南亚。中国当时的东北相当于今天的上海,刚建国,百废待兴,我们就东北那一点重工业基地,但在它的东翼,美国已大兵压境。当时我们一些人认为美国不会打中国,也不想打中国。毛泽东不信。毛泽东不是从美国的言辞而是从双方力量变化中看问题。一旦美国拿下朝鲜,美国再翻脸中国就来不及了。此一时,彼一时,毛泽东才不信那些没有力量保证的承诺。毛泽东决定抗美援朝。那时候美国有******。我们什么先进武器都没有,就是有勇气。但我们打赢了。有人说打平了,中国那么穷,打平了就是打赢了。周恩来1955年参加万隆会议,各国代表都拍手欢迎中国代表团:他们为中国的勇气和胜利而欢呼,为中国打掉美国骄横霸气而欢呼。想得出来,当时毛泽东坐在中南海的感觉特别好。国际斗争有时候就是这样,关键时候要有勇气扳手腕,输赢在此一举。
八、没有统一民族市场的国家,是不可能崛起的
与苏联相似,在中国建设道路上曾经也有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慢慢来,直接搞私有制,经过很长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以后再搞社会主义。开始毛泽东也是这样想的,后来他改变了想法。我的下乡经历与2000年到印度访学的经历才使我理解毛泽东当年快速搞公有制和人民公社是有道理的。尼赫鲁开始也是搞社会主义,后来突然改变了主意,搞公私混合。我们知道,不同的所有制下的同一种产品,其交易成本是不一样的。一旦搞私有制,生产资料交易就包括了制度成本,其结果是无谓地增加了国家基础建设成本,并使中国现代化在其初始阶段就会因其无法承受高成本而中断。印度的基础建设至今老化得不得了。为什么呢?它制度成本非常高,使用每块地都得买。在印度修一条铁路花的钱远比同时期的中国高。我曾下过乡,当时国家若征用某块地,只要公社一纸命令到乡,一路畅通,村民没有任何异议,根本没有今天那种哭爹喊娘的情况。当时中国搞三线,如按私有制的搞法,其成本将是天文数字。毛泽东通过所有制改造将生产资料交易成本压到最低,与印度的尼赫鲁相比,我们的毛泽东是多快好省,在最短的时间,用最低的成本,为新中国奠定了崛起的坚实的基础,今天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就建在这个基础上。
印度完全不一样。我们看报纸上说印度是软件大国、科技大国,但印度情况似乎不是这样。我到印度尼赫鲁大学财务处交费时,只见财务报表从地面一直堆到房顶,半个房子堆的都是账本。整个大厅没有一台电脑。我到国际政治系,只有一台386型的电脑,还经常不工作。我等一个电子邮件往往要等一两个小时,打字员用的打字机跟英国工业革命时候的差不多,工作起来响声很大;整个行政大楼都是这声音,跟工厂一样。这种情况说明它国内电脑市场没有那么大的需求,印度有钱人也不买电脑,买了没有用。它整个生产与市场完全是分离的,市场依托于国外,国内大量穷人基本生活保障靠政府包办,穷人的一些消费项目如饮水、医疗等都是免费的。有一次我去他们政府办的医院作了个小手术,从挂号到手术结束共花了10卢比,相当人民币两元钱。印度多数人是穷人,穷人手头没有多少货币,因而就不会有太大的购买力。因此统计数字表现出的消费高指数多是政府包办而非国内民间资本拉动的。印度人聪明的脑袋是给外国人长的。我去一个小餐馆,那天女老板高兴得不得了,说她儿子拿到美国绿卡了。在印度家里有人拿到美国的绿卡是很自豪和高兴的事。印度人绝顶聪明,但这只能为美国人服务,因为印度的民族市场很小。前两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是印度人,但他一生多数时间却在英美两国。只是由于他未放弃印度国藉而非为印度长期工作才成为首位诺贝尔奖印裔得主。真不知道,西方推出这位印裔人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对印度人意味着什么,西方人大概在暗示印度应该按着拉美模式搞下去。
我们现在讲GNP,一定要研究其构成,而不能只看总量。一个国家的资本构成、储蓄构成反映一国经济的性质。是自主型的国民经济还是依附型的经济,从GNP的构成才可看出。所以我们不能单纯说GNP达到几万亿,这只是表面现象,要看它的结构是什么。清朝的GNP也是很高的,但其构成表明它不是强国。
中国农业改造问题一直没解决好。所谓“农业改造”就是将中国传统的自然的小农业经济改造为现代的市场农场经济。中国自秦以后始终是自然小农业经济,1949 年建国后,新中国领导人就考虑农业改造问题。但由于它涉及商品经济,因而中央的农业政策始终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摇摆。当时人民公社,有了大农场经济的形式但没有市场经济的实质。当时人们意识不到市场经济对于中国的意义。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感谢邓小平。邓小平先从农业问题入手,将土地交还给农民。农民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尽管小农业经济有启动快的特点,但不易持久且容易分化,非常脆弱。一家一户地生产,全家人力投入到一两亩地里,生产中的人力成本和西方农场比高得不成比例。当时中国农业提供给城市的是自给自足之后的剩余产品,而不是一般商品。其生产因没有利润压力而失去效率。随着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引进外资,这种自然小农业经济整个就撑不住了。城市工业品价格的增长使得自然小农业因成本高于产出,加之国外优质低价的农产品的引入,中国农业很快面临瓦解的危机。可以预言,随着WTO规定的中国政府对农业的保护期结束,如果政府对农业还无有效的保障政策,中国的农业危机将有可能转化为1789年法国式的政治灾难。
有一幅漫画,一辆牛车拉了个卡车空壳,这似乎是中国农业的写照。卡车是现代化的城市经济,牛车是落后的农业经济,是城市的基础。建立在正面临破产的自然小农业之上的现代化大都市,能立得住吗,能有发展潜力吗?牛车上的卡车是不可能跑快的。现在中国农村只剩小孩、妇女、老人,已近解体的边缘。而如果没有中国的农业对工业产品的需求,中国的工业民族市场就是一句空话。现在我们就有些同志对农业老牛有些不耐烦了,要把牛车一脚踹掉。但如果我们由于没有耐心改造而是要放弃我们的农业基础,那中国经济只能走依附于国际市场而不是民族市场的经济发展道路。历史表明,没有统一的民族市场的国家,是不可能崛起的。
目前中国出现涉及大量工人下岗,农民生活无法保障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资源不足。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早期也出现过这种问题,但它们用牺牲殖民地资源的方法来补偿了国内的社会问题。广大的殖民地为这些国家提供了丰厚的利润。英国把印度变成殖民地,这么多年,印度还这么贫穷,就很说明问题。近代史几百年,西方走的多是这条剥夺资本外围地区的道路,斯大林走的是另种道路。这就是剥夺本国农民,同时为了防止两极分化,他就用集体农庄的方式杜绝分配不均。但就今天的中国来说,我们既不能搞殖民地,也不能搞绝对平均的集体化政策。怎么办呢?只有走出去,慢慢发展不行,但工人、农民的生存权应该放在第一位,从政治上看,国家还是应该确立多数劳动者阶层的基础地位。现在电影不是什么什么“总”就是什么什么“董”,要不就是才子佳人和帝王将相。这有些问题,世界难道都是“总” “董”们的吗?不完全,还有工人、农民。现在中国的工人农民是人口的绝大多数,占公民的百分之十,因而是国家政治的基础。我们不能说他们困难多就不管他们。他们是国家的双脚。脚臭了得洗,有病了还得做“足疗”,使它强健。谁都知道臭脚丫子不好,但能砍掉吗?当然不能,它们是全身的基础。我们国家各阶层是一个整体,一定要保护好。我觉得毛泽东的工农联盟思想是很长远的考虑。不能一切都以生产力为标准,我们还是应该以人,特别是以广大劳动者物质和精神生活质量为生产力高低的标准,以工农为生产力服务的主体,这是立国之本。国家富裕的标准近期看,应是工农的收入多少,他们是民族市场的基础。如果百分之几的少数人占有全民存款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其后果是很可怕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大国是在本国工人农民大量破产、生活持续恶化中崛起。中国农民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转轨中做了很大的牺牲。实际上我们应该对他们有所补偿。这不仅是一个道德问题,它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工人农民社会保障是现阶段中国的最高利益,是中国能否在21世纪真正崛起的政治保证。
有人会说,目前的情况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随中国经济富裕了,这些问题就会在改革中逐渐消失。但现在美国可能不会给中国充裕时间让中国在渐进式改革中崛起。为什么?你现在是最弱的时期,谁都明白你渐进的结果是什么。邓小平书里都写明白了,韬光养晦,沉着冷静,这话也都翻成英文了,人家也不是不知道。现在霸权国家目的是要把中国国内的资源掏光,然后叫你后悔。2001年6月21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上说:他过去经商时得到的经验是,在对手还没有崛起的时候,打倒他所用的力气最小。我们现在应该明白这一点,及时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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