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决策与科学决策

决策，顾名思义，就是决择、决断、决定方略、政策、对策，它是管理领导的一项基本职能，是人类社会生活特别是管理领域里的一项高级的、综合的智力实践活动，它直接关系到人类社会各种实践活动的得失成败。古今中外一切有为的政治家、管理家无不潜心研究，慎重处之。

决策实践活动具有异常鲜明的战略性、预见性、选择性、灵活性和风险性等突出特点。因而，这种实践活动要求决策机关和决策人员应当具有战略的眼光、丰富的智慧、成功的经验、透彻的分析调查能力和异于常人的魄力。

决策有正确与错误、科学与不科学之分。俗话说，“一着不慎，全盘皆输”。在一切失误中，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决策失误，使人民蒙受了内乱的痛苦，造成了国民经济的重大损失，也延误了现代化的国防建设。至今党和人民仍不得不用很大的精力去消除这些重大决策错误所造成的深远后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所以会出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欣欣向荣的四化建设形势，正是由于党中央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作出了全党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发扬民主和健全法制、加强现代化的国防建设等重大正确决策的结果。这个历史对比告诉我们，重大战略决策正确与否，事关国家安危、人民祸福和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兴废。

所谓决策科学化或者科学决策，就是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按照科学的程序，运用科学的方法和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经过科学论证，牢靠建立在实事求是基础上的正确决策。它要求人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光凭领导者个人的经验、知识、胆识和意志的传统方法和水平上进行决策，而必须提高领导水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专家集团的科学论证，还要高度重视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在决策领域的应用。那种盲目的、既没有足够的科学根据，又缺乏切实可行措施的决策，没有不失败的。总之，正确的决策依赖于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二、管理决策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

和科学方法为指导

决策具有不同层次和不同领域之分，因而决策时所使用的具体方法也不尽相同，但任何决策都离不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指导。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既是人类最伟大的认识论工具，又是系统的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科学决策的理论基础。我们党过去依靠它在革命和建设中作过科学的重大战略决策。今天，在包括国防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中，仍然要坚持它的指导地位和作用。

我国古代杰出的管理思想家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对于国防建设和战争这种事关国家安危和人民生死存亡的大事，尤应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认真考察和正确决策。

1.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管理决策的根本指导思想

军队和战争永远也不会脱离政治而独立存在。由于世界上不同的阶级、政党和不同性质的国家政权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和所实行的政策不同，因而军队的性质、管理工作的基本方针、国防建设的目的和内容乃至战略战术也不会相同。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军是无产阶级的人民军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柱石，这就决定了我们的人民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卫祖国的安全，防止外敌入侵，是为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因而，这也就决定了我们所能进行的战争本质上只能是自卫的防御战争，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坚持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科学地阐明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并对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作了科学论证。恩格斯1849年在《皮蒙特军队的失败》中就提出了“人民战争”的概念，将人民战争与一般战争相区别，从理论上说明了人民战争的历史必然性和特点：“群众起义，革命战争，到处组织游击队——这才是小民族制胜大民族，不够强大的军队抵抗比较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军队的唯一办法。”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革命的时代，更加明确指出：“靠雇佣兵或半脱离人民的匪帮分子作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战争是由人民来进行的。”列宁特别强调指出：战争的人力资源是人民群众，战争的积极性和坚决性主要取决于人民群众对战争的态度和交战国社会制度的性质。

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革命这个巨大历史舞台上系统地丰富和发展了人民战争的理论和战略、战术原则。

毛泽东论证了人民群众在正义战争的决定性作用：“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又说：“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作全面抗战。因为只有这种抗战，才是群众战争，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毛泽东把人民战争作为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

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论和战略、战术原则，是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根本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在无产阶级管理理论中的具体贯彻和运用，是战争的人民群众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是正义战胜反动、弱国打败强国的必胜之道，具有颠扑不破的科学价值和长远的指导意义。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管理领域中的广泛应用和武器装备的不断更新，现代战争将是空前规模的立体战争，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尽管未来战争同以往战争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对于我军来说，仍然是依靠群众进行的人民战争，是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侵略的维护世界和平、保卫祖国安全的正义战争。因而，科学地反映人民战争客观规律的战略战术思想的基本原则，仍然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是我军进行重大管理决策的一个根本指导思想。它不仅是我军最高统帅部规划现代化国防建设、进行重大战略决策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战役、战斗指挥机关和指挥人员必须遵循的决策指导思想。

2.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为科学、正确的管理决策提供了唯一正确的思想路线

所谓科学、正确的决策，从哲学上讲，就是实现主观和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从管理学上讲，就是使战争的主观指导符合客观的实际情况和战争的客观规律。而要实现主观和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唯一的途径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毛泽东历来主张，指挥打仗必须从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是毛泽东管理决策思想和管理指挥艺术的活的灵魂，也是毛泽东同志革命战争实践活动的一个鲜明特色。

恩格斯曾经说过：“无产阶级的解放在管理上同样也将有它自己的表现，并将创造出自己特殊的新的作战方法。”毛泽东总结长期战争经验而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全面系统提出的十大管理原则，集中体现了中国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在管理上的独特表现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传统有效的作战方针和作战方法。

十大管理原则的核心是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在作战指导思想上，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是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在作战方法上，每战要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四面围敌，力求全歼；在作战对象上，必须“拣弱的打”，先弱后强，各个歼敌；在作战形式上，以运动战为主，同时注重阵地攻击；在战役战斗的组织准备上，必须“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打无准备之仗”；在战斗作风上，要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十大管理原则是改变敌强我弱形势，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根本途径，是实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目的的有效手段，是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在管理上的集中表现。刘伯承说，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十大管理原则，是“以人民的弱小武装战胜现代装备之强大敌人的管理学说，是我军克敌致胜的法宝。”当然、随着历史的前进，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十大管理原则在今后的战争中必将结合新的情况有所变化和发展。

3.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管理决策的望远镜

决策要符合客观实际。不仅要符合当前的实际，而且要符合实际状况的发展趋势。这是不易做到的，又是至关重要的。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是科学预见的望远镜。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科学论证了一切事物都是运动、发展、变化的，绝对静止和固定不变的事物是根本不存在的；它深刻揭示了事物的内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它还揭示了事物发展过程中交替出现相对静止和显著变动状态，事物的发展总是要经历由量变到质变、由低级到高级、波浪式前进的曲折过程；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科学地论证了革命战胜反动、新生取代腐朽的客观规律。因而，它不仅是分析现实的锐利武器，也是预测远景判断未来，进行伟大的战略决策的根本方法。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这篇光辉著作中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前途的分析和预测，已被历史所证明，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地分析矛盾、预见未来的典范。前已谈到，不再赘述。

这里着重说一下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去分析问题、预见未来、进行决策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支配中国形势的主要矛盾己不再是中日民族矛盾，而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同美帝国主义所支持的以国民党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当时集中表现为，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显然是国家两种前途、人民两种命运的殊死搏斗。

1946年6月，蒋介石统治集团发动反革命内战的时候，其总兵力达430万人，占领着3亿人口以上的地区，控制着全国的大城市和绝大部分铁路交通线；得到世界上头号强国美帝国主义在管理上和财政上的大量援助。而当时人民解放军只有120万人，数量上装备上远不及国民党军队；解放区只有一亿多一点人口，由于土地改革还没有完成，我军的后方还不巩固。

在这种极端严重的局势下，国际友人为我们担心，人民中还有不少人为蒋介石和美国的强大所迷惑，我们自己队伍中也有一些人表现软弱无能，不敢拿起武器进行革命战争。在这样一个紧要时刻，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决策，为世人所瞩目。

党中央和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清醒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明确提出：我们必须打败蒋介石，因为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一个在美帝国主义指挥下的反对中国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的战争；我们能够打败蒋介石，是因为战争不仅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蒋介石管理力量的优势，只是暂时的现象，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也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战争的反人民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则占着优势。人民解放军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质，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就是战胜蒋介石的政治基础”。毛泽东特别指出，中国共产党正是从斗争的全局和力量对比的发展趋势上来确立自己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战略思想和战略决策的。

1948年9月，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依据战争爆发一年来敌我双方的趋势，明确作出“准备5年左右(从1946年7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决策，为此，并作出了每年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00个旅左右的任务部署和相应的作战方针。

中国人民解放军正是在毛泽东的正确的战略思想和战略方针指引下，通过战役战斗上的优势和歼灭战，终于使我军从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略上的优势，最后仅以三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建立新中国的战略任务。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和善于驾驭未来的战略决策和必胜信心是建立在唯物辩证法的科学基础之上的。

4.毛泽东关于三大战役的英明决策是管理决策的光辉典范

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伟大实践中，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实施和胜利，生动地体现了毛泽东作为伟大的管理家和战略家的光辉的决策思想和卓越的管理指挥艺术。

第一，毛泽东及时果断地抓住了战略决战的时机，正确地选定了决战方向。

大家知道，在战争中，相互对垒的两支军队经过反复周旋和较量之后，不可避免地要进行主力的战略决战，从而最终解决战争的命运和谁胜谁负的问题。而当这种决战是在人民的革命军队和代表反动势力的反革命军队之间进行，又事关国家前途和命运时，作为肩负重大历史使命的革命军队的最高统帅，如何掌握决战时机、选好决战方向，就成为战略决策成败的一个重大问题。

当中国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进入第三年以后，由于人民解放军大量地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敌我双方管理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人民解放军已由1946年7月的120万人增加到280万人，国民党军队由430万人下降到365万人，其中用于第一线的只有170万人。人民解放军虽然在数量上还少于国民党军队，在装备上还劣于敌人，但战斗力大大提高了，建立了炮兵和工兵，具有了攻坚能力。同时，我们党所领导的解放区面积已扩大到23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增至一亿六千八百万，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解放区已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我军有了巩固的后方和巨大的人力物力源泉。与此相反，由于国民党军：队所进行的战争的非正义性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极端腐朽性，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落，军心动摇，在我军大规模进攻面前，其5个战略集团已被分别牵制在西北、中原、华东、华北、东北5个战场上，大都处于徘徊不定、被动挨打的状态。全国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已操在我军手中。

这种形势表明，我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时机已经到来。因此，敢不敢打我军从来没有的大仗，敢不敢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已经成为战略决策的重大问题。

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反动派正在酝酿撤退东北、坚守华北，确保华中，坚持沈阳到十月底的龟缩计划。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让敌人实现把兵力撤至关内或长江以南的计划，使我军失去良机，从而增加我军以后的种种麻烦，还是当机立断，抓住时机，组织决战，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集团呢？

“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这种主观能力竞赛的表现之一，是在时机的选择上。党中央和毛泽东看出了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战略决战时机已经成熟，毅然决然地组织了震惊世界的三大战役。

毛泽东在果断及时地抓住决战时机的同时，经过通盘考虑，把决战方向首先选择在东北战场，指向卫立煌集团，这也是非常英明正确的。这是因为，东北战场是全国战局的关键。当时，蒋介石集团既企图延长其坚守东北几个孤立要点的时间，牵制东北我军不能人关作战，同时打算把东北守敌撒到华中地区，加强华中的防御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的决战方向首先指向华北，则会使我军受到傅作义、卫立煌两大战略集团的夹击而在战略上陷于被动地位，如果首先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敌人迅速撤退，而实现他们战略收缩的计划，这显然都极不利于我军战略决战的胜利。而首先指向东北战场，不仅可以歼灭东北守敌，而且可以打破蒋介石的整个计划。实践证明，由于我军首先取得了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从而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使全国战局急转直下，大大缩短了战争的进程。

第二，毛泽东从战略全局出发，使战役企图服从战略利益，针对不同战场的特点，采取不同的作战方针。

党中央和毛泽东在组织和指挥三大战役中，明确指示我各路野战军必须“学会宽大机动的战略思想”，”“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争取将各战场敌军就地歼灭，以实现从根本上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政治目的。

毛泽东在牢牢把握对三大战役共同要求的同时，又非常注意针对不同战场的特点，抓准各大战役的关键，确定不同的作战方针，从而使战役企图始终服从战略全局利益。

对于辽沈战役，毛泽东明确指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战役发起前，东北敌军55万人被迫龟缩于长春、沈阳和锦州至山海关三点一线上(包括秦皇岛和葫芦岛两海港)，敌人极力保持着关内外陆地和海上通道。并且正处于是撤是守，顾虑重重，举棋不定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我军战略利益，就地全歼东北敌军，不使其跑掉，主攻方向选在哪里，就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

当时，东北野战军主要负责人林彪有右倾畏敌情绪，主张先打长春守敌，因为长春远离敌军主力，孤悬在外，比较好打。毛泽东运筹帷幄，深谋远虑，明确指出，就地全歼东北敌军的关键是抓住敌人布势中的主要矛盾，即敌人的致命要害——北宁线，“你们现在就应该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你们是否能取得战役主动权(当然战略主动权是早已有了的)，决定于你们是否能迅速攻克三点，尤其是锦州一点。”毛泽东所以如此强调攻克锦州是全战役的关键，是因为锦州是东北通向关内的大门，是东北和华北两大战略区的连接点，是敌人唯一的陆上补给线，也是敌人大兵团得以撤向关内的必经之路。我军将主力置于锦州一线，并迅速攻克锦州，就关闭了东北大门，对卫立煌集团形成“关门打狗”之势，有利于我迅速全歼东北敌军，加速全国战局的发展。而先打长春，则有利于蒋介石实现其丢下长春之敌，收缩东北主力的企图，而与我军战略利益相违背。实践证明，由于林彪后来执行了毛泽东的作战方针，才取得了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

淮海战役是敌我双方的重兵集团在华东战场上所进行的大规模决战。华东战场敌军重兵密集，便于机动，增援迅速，这是这个战场敌军不同于其他战场敌军的一个突出特点。如同毛泽东同志要求东北我军“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一样，他要求华东我军“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为此，第一步要歼敌子淮河以北，第二步要歼敌于长江以北。针对华东战场敌军的特点，毛泽东强调淮海战役要采取中间突破、“攻济打援”的方针，破例地以大部兵力阻援、打援、造成了攻歼敌第一个兵团时，抓住前来救援的另一个兵团，围歼第二个兵团时，又抓住了另三个兵团的有利态势。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和我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负责人的正确决策和指挥，取得歼敌55万人的淮海决战的伟大胜利，使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首都南京，处于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使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陷入土崩瓦解的状态。

平津战役前夕，东北卫立煌集团已被全歼，华东刘峙集团败局已定，太原阎锡山集团已被我军包围，华北敌军傅作义集团几十万人马腹背暴露，孤立无援，在我军巨大胜利的震撼之下，已成“惊弓之鸟”。

当时，“华北剿总”傅作义正处于是守是走、是南逃江南还是西窜察绥这样一种复杂的矛盾的心理状态。如何先稳住这只“惊弓之鸟”，不使其飞走，就成为我军全歼华北敌军，夺取平津决战胜利的关键。为此，毛泽东对华北敌军英明地确定了围而不打，隔而不围，待完成部署后各个歼灭的战役方针，并推迟了我军对太原的总攻时间和对淮海战役在两周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以防止傅作义迅速作出狂跑的决策。我东北野战军提前秘密入关，协同华北野战军主力，以猛虎插羊群的神速动作，将华北敌军分割包围于北平、天津、张家口、新保安等几个据点，裁断了敌军南逃西窜的通路，使这只“惊弓之鸟”成为我军手中的“笼中之鸟”，最后被我军用各种办法全歼于平、津、张地区，实现了华北决战的决策。

三大战役的胜利，已经作为战略决策和管理指挥的光辉典范而留在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科学的决策史上。

三、管理决策的基本原则和程序

(一)管理决策优化的基本原则

前面，我们讲管理决策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说的，强调的是人民军队的指挥员和人民战争的组织者，只有坚持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从根本上认清战争的本质，驾驭战争，夺取战争的胜利。这里，我们则着重讲一下管理决策还必须十分重视汲取现代决策理论和具体决策方法问题。

战争，是敌我双方军队在战场上的生死搏斗和直接对抗。而一支军队战斗力的强弱大小，又是由人员素质、武器装备、编制体制、后勤保障、决策指挥、天时地理等多种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有机整体的“合力”所决定的。管理决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选择一个最佳的方案，通过最优设计、最优控制、最优管理，以达到最优决策，获得最优的管理效果。为此，决策者就必须研究怎样运用最少的人力(兵力)、物力(武器装备)去完成一定的任务；或者是运用一定的人力、物力去完成最多的任务。在作战中，即以最少的兵力，兵器去达到一定的作战目的；或者以一定兵力、兵器去获得最大的作战效果。这就是管理决策的优化问题。

要实现管理决策的优化，还要遵循一定的原则。

1.要有十分明确的目的性

任何事情的决策，都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没有目的，决策就无从谈起；目的虽有，但如果不明确，决策也只能是含糊的，不可能是科学的、自觉的。而管理决策尤应目的明确、具体。当然，一切作战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但是，担负不同的管理工作、执行不同的管理任务，具体目的也就不同。例如，执行进攻作战任务的部队，其目的是为了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或夺取、占领某个地区；执行防御作战任务的部队，其目的是为了挫败敌人的进攻，或扼守某个地区，以空间换取时间；执行国防工程建设的部队，是为了使各项经济技术指标经得起战争实践的检验，取得最好的管理效益。

目的明确，还包含有分清先后主次的意思，即哪些是必须达到的目的，哪些是希望达到的目的，哪些是近期必须实现的，哪些是需要将来去完成的等，同时还要分清什么是一定条件下的最优目的；什么是最坏可能中的最好目的。

总之，目的明确，这是管理决策的第一要则，也是管理决策优化的根本方向和基本前提。

2.要在一定约束条件下进行优化

所谓约束条件，即客观环境、客观条件、客观规律所能允许的范围和限度。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人类社会的一切实践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环境之中，亦即在一定的条件下存在和进行的。恩格斯说：“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而战争尤其是时空观念极强的特殊实践领域。所以，在管理决策中，必须认真分析、充分考虑客观情况所允许的范围和限度，切不可不顾各种条件的限制，随心所欲地去进行决策，切不可把决策建立在主观想象的基础之上。战争这个舞台，固然最能显示一个杰出指挥员异于常人的聪明才智和指挥领导艺术，但正是这个特殊舞台尤其要求决策者和指挥者具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

决策的优化必须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进行，约束条件不同，当然优化方案也就不同。正如在沼泽湖泊地带的作战方案，决不同于在山岳丛林地作战方案一样。约束条件发生变化，必然要求决策方案也随之变化。所以，在管理决策优化中，只有约束条件是确定的，才能使问题的结论具有可行性、确定性。这当然是管理决策优化所必须遵循的唯物主义原则。

3.要集思广益

这就是说，决策者要欢迎和善于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和看法，让各种意见、看法展开争鸣和讨论。俗话说，水尚无华，相荡乃成涟漪；石本无火，相击而发灵光。有时在科学家思路枯竭、停滞不前时，哲学家一句妙语，会使之茅塞顿开；或许在哲学家、经济学家争论不休时，历史学家一个典故，即令双方豁然开朗，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局面。这就要求决策者要胸襟广阔，从谏如流，善于从众多意见中提炼出新思想。

4.要坚持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原则

世间任何客观存在的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某种特定的质总要通过一定量表现出来，没有无量之质，也没有无质之量。事物的发展总是按照由量变到质变的规律运动着。所以，决策任何事情，既要把握事物的量，进行定量计算，又要把握事物的质，进行定性评估。

如前所述，军队的战斗力是由各种因素综合构成的，战争正是敌我双方各种因素的综合较量。战争中各种因素的数量关系，主要表现为敌我双方兵员的数量、最大动员量、武器装备数量、运输补给量、战场容量以及进攻速度和行军距离等等。这些数量关系，是各种因素的规模、程度、状况等的外在表现，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是我们量敌用兵、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的基本依据。在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时，毛泽东就曾亲自计算过敌我步兵炮兵的对比，以便科学地确定我军集中优势兵力的恰当标准。现代战争是诸军兵种合同作战，规模空前，战场情况错综复杂、瞬息万变，因此，在进行决策时，就更需要及时、准确地对敌我双方各种因素进行科学地计算，以使我参战部队的整个战斗，力部署和整体配置实现最佳构成、达到最佳功能，实现最佳效果。

在全面收集、科学计算敌我双方各种因素的数量时，还要重视质量分析。这是因为，客观事物不仅存在着数量上的差距，而且存在着质量上的不同。质是事物的内在规定性，反映事物之间相互区别的矛盾特殊性，是人们认识事物的基础。只有把握了事物的质，对各种事物进行定性分析，才能作出科学、优化的决策。比如，如果一个指挥员仅仅知道敌我双方坦克、飞机、火炮的数量，是不可能准确判定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还必须弄清这些武器装备的质量情况：双方各有一些什么样的坦克、飞机、火炮？其性能如何？使用这些武器装备的人员的政治素质和技术素质、作战经验、心理状态怎样？可见，只有全面准确地掌握敌我双方各种因素的数量和质量的实际情况，才能对敌我双方作战力量的对比作出全面正确的判断和评价，才能为科学决策找到可靠依据。

(二)管理决策优化的基本程序

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管理决策决不是一个简单的拍板定案的问题，也不只是某一方案的最后选择，而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包括情况收集、计算整理、综合分析、择优定案。执行反馈、检查修正等许多环节，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项基本程序：

1.发现问题，确定目标

确定目标，既是科学决策的原则问题，又是科学决策的程序问题。确定目标须从发现问题入手。从广义上说，决策总是因为发现了某一矛盾、某一问题需要解决，才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发现问题以后，就要确定解决矛盾或问题所要达到的结果，这就是目标。

决策，总是以达到目标为归宿的，因而目标必须明确。所谓目标明确，一是含义必须明确，不能模棱两可，要使执行者一目了然，心中有数；二是责任必须清楚，依据目标所确定的决策必须落实到实现决策的团体或个人，如果目标本身无法确定责任者，决策的明确性也无从谈起。

发现问题和确定目标是决策者决策能力的集中反映。现代决策活动虽然要广泛利用咨询机构和参谋力量，但发现问题和确定目标却是领导者和决策者必须亲自动手的，不能委托他人。有作为的领导者和决策者首先应当把功夫下在善于发现问题、寻找症结上。

与目标相联系的是价值准则。确定价值准则是为了落实目标，作为以后评价目标和选择方案的基本依据。经济上的决策目标当然要讲价值准则，管理上的决策目标同样要讲价值准则。

2.方案择优，拍板决断

择优，是决策实践本身所固有的特性。决策总是在若干有价值的方案中进行优选或综合。如果只有一个方案，便无从选择，当然也就谈不到决策的优化。只有从众多方案择优选取时，才能取长补短获得最佳方案，实现科学诀策。

方案择优，拍板决断，这是决策者的重要职责。这项程序是对决策者分析、比较、鉴赏、综合能力和决断魄力的全面考验。决策者的水平就体现在对众多方案的比较鉴别、择优汰劣、一锤定音之中。我国古代管理家所说，“大凡用计者，非一计之可孤行，必有数计以襄之也。以数计襄一计，由千百计炼数计，数计熟则法之生”，就是讲的众案择优的问题。

3.组织实施，监督检查

决策方案、实施计划确立后，应当公布于众，向执行者说明为什么要作这一决策，具体目标是什么，实施决策的具体步骤、方法是什么等等，以便使执行者目标明确，胸中有数，然后把力量组织起来，付诸实施。

一项决策，要保证它在实际中贯彻执行，还必须有坚强得力的监督系统，肩负起监督、检查的职责。加强监督检查，保证反馈回路的畅通，及时掌握情况，是决策实施的组织保证。

4.信息反馈，追踪决策

决策实施的过程，又是信息反馈的过程。决策实施的每一个具体步骤，都会引起主、客观状况的相应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反应到决策者及咨询参谋机构中来，成为检查既定决策方案正确性和有效性的依据。

决策方案实施中发生的变化，大致有这样几种可能：

第一，情况基本上同既定决策方案的方向、途径相一致，只在局部、个别问题上有偏离，这种偏离只在数量、质量和时间上对决策目标的实现产生影响；第二，由于出现了事先未能预见到或未能充分掌握的动态、情报、信息，事物的发展的实际情况同既定决策方案的方向、途径不完全一致；第三，出现了主观力量不能控制的重大事变，事物的发展方向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不断变化的情况如不能及时反馈上采(信息传输渠道阻塞或接受信息者失职)，就可能带来重大损失。

根据反馈回来的信息，就要进行追踪决策。以便对原来的决策进行局部调整、重大修正或完全改变。

追踪决策不是从重新收集情报、信息开始，而是要对原决策的产生及其环境进行分析，找出出现偏差的症结所在，追踪决策所面临的事态已不是原决策起点的事态，要以新事态作为起点进行决策，依条件变化重新审查目标，追踪决策应充分重视执行者的心理效应问题，这是因为对原决策进行调整、修正或改正，都会在社会心理上产生影响，必须妥善加以处置。否则，会出现不满、消极、抵制情绪，危及追踪决策的实施。

追踪决策，这是现代决策学的专业术语，但它作为一种决策实践活动，却早已存在于我党我军的决策实践之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追踪决策方面的范例。中国人民志愿军当美帝侵朝战争的战火直接烧到我东北边境，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入朝参战的。

志愿军入朝前，中央军委根据朝鲜战局的态势和装备上敌优我劣的情况，决定入朝后在平壤、元山一线以北地区构筑2至3道防线，先打防御战，待“六个月后再谈攻击任务”。但当志愿军于1950年10月19日跨过鸭绿江后，发现战场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敌人以李承晚军队为先导，美英军队随后，分东西两路冒进，越过了我军预定占领线，并且没有发觉志愿军已入朝参战。而当时志愿军兵力集中，准备充分，出现了在运动中各个歼敌的有利时机。据此，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于10月21日电示我志愿军负责人“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于是志愿军随即改变了原定的防御作战的决心，确定以运动战为主的方针，毅然发动了第一次战役，击敌于轻举冒进之中，取得了入朝后一举歼敌15000人的首役之捷。

敌人遭受第一次打击后，迅速退到清川江以南，在新安州、介川地区构筑野战工事，并且误认为我志愿军不过六七万人，企图集中兵力向我发动总攻势，妄想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应当说，这是敌人在战略判断和决策上的又一重大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我志愿军或者不顾敌人装备的绝对优势和已占领阵地的条件，继续进攻，或者利用敌人的过失，诱敌深入，创造有利条件围歼敌人。—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批准了我志愿军首长的后一种选择，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我志愿军经过一番巧妙的引诱，终于把敌人诱入我预定战场，出其不意地发起第二次战役，大胆实施迂回包围，又取得了一举歼敌3万余人的新胜利，迫使敌人退回到三八线附近及其以南地区。

后来，又经过几次战役的实践，说明我志愿军在技术装备根本改变之前企图消灭敌人重兵集团，迅速把敌人赶下海去，是不切实际的。因而我志愿军适时地采取了持久战和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并由以运动战为主转变为以坑道为倡，干的阵地战为主，最后迫使美国侵略军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我军抗美援朝战争实践说明，进行管理决策时必须及时掌握不断发展变化的战场情况，并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适时进行追踪决策。

四、决策上的两种偏见

当前，一些决策学、领导学和管理学方面的专著和文章，在对决策进行分类时，都有一个共同性的两分法，即把决策分为经验决策和科学决策。应当承认，这种两分法的用意是好的，它强调现代科学技术对决策的意义和作用。提倡通过系统的科学程序、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进行决策，提倡决策的科学化。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有的运用这种分法不是(或忽视)从决策的横向比较上，即从决策的依据方式和手段上来划分，而只是从决策的纵向发展角度上来划分的：以往的决策为经验决策，今天的决策才进入科学决策时代。这种分法显然是不科学、不准确的。“经验”这个词可以作唯物的或唯心的解释。从唯物的意义上说，可以指感性认识，也可以指理性认识，比如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国革命的经验，显然这种“经验”是指理性认识。“科学”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凡是符合客观规律的系统理论，就应认为是科学，这大概不会有什么争论。以“经验”决策说明过去，以“科学”决策说明现在，好象只有“三论”和电子计算机问世以后才有科学决策，这种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因而也没有说服力。

我们认为，在决策研究和决策实践上需要克服两种偏见或倾向：一种是固守以往的经验，轻视现代科学技术和科学方法，仍然凭个人经验和意志进行了盲目拍板，轻率决策；另一种偏见是鄙视经验，否定传统，把我们党以往的决策排斥于科学决策之外，都视为经验决策，或者虽肯定党的以往的决策有科学的合理的成分，但不敢理直气壮地承认是科学决策。

1.必须尊重和继承我们党丰富的决策实践经验和科学的决策方法

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已经走过了60多年的光辉战斗历程。在这个长期斗争过程中，我们党决策领域之广阔、情况之复杂、内容之丰富，都是中外历史上极少有的。我们党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决策实践经验。这种经验，经过毛泽东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总结，已经形成科学的理论形态，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在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理论宝库中，包含着一整套在政治、管理、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中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这一整套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完全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实基础之上的，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的结晶，也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独具特色的科学的决策理论和决策方法。例如，调查研究的方法，群众路线的方法，抓主要矛盾、决定工作重心的方法，一切经过试验、波浪式推进的方法等等。

有人为了强调现代科学决策而把我们党以往的决策实践都看成是单凭经验作出的没有量化分析的决策，这实在是一种误解。毛泽东在决策实践中一向既注重客观事物的不同性质，又注重事物一定性质的数量界限。他在阐述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方法和决策方法时特别强调要“胸中有‘数’。就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人所共知，毛泽东对中国农村社会情况的调查研究是细致入微、相当精确的，不仅对农村各阶级、阶层作了性质上的明确区分，而且作了数量上的准确掌握。正是根据中国农村地主、富农占农村人口的10％左右、中农占20％左右和贫农、雇农占70％左右这样的实际情况，党中央和毛泽东作出了在土地改革中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打击封建地主阶级的正确决策，从而保证把农村人口的90%以上团结在党的周围，防止了侵犯中农的“左”的错误，顺利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即农民问题，为中国革命股利奠定了基础。前边谈到的在解放战争开始时，党中央和毛泽东作出的每年歼敌100个旅，5年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决策，也是建立在对国民党军队总数和我军歼敌能力的计算之上的，而且是留了余地的，因而是可靠的(实际上提前了—年半就达到预定目的)。再如，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中为我军作出的必须集中6倍、5倍、4倍至少3倍于敌的兵力，实行歼灭战的作战方针，也是经过认真计算而作出的，并且是经过反复实践证明了的。同今天相比，所不同的只是革命战争年代的量化分析还没有象今天这样先进的统计技术和计算手段罢了。

从我军在战争年代和和平时期的革命、建军实践说明，我军—系列重大正确决策决不是光凭几个领导者个人的经验和主观意志作出的经验决策，而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决策。毫无疑问，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我军过去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科学的工作方法和决策方法。如果把这些科学的工作方法和决策方法当作过时的经验和落后的传统而给予废弃，显然是错误的偏见，应当加以克服。

2.必须注意学习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努力提高决策的科学水平

应当承认，目前我们的各级决策机关和我军各级指挥员的决策水平，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我军现代化事业发展的需要还很不相适应，在某些决策者和领导者的头脑中，确还残存一些在落后的小生产方式条件下形成的落后的领导观念和决策观念。他们往往还习惯于家长式的拍板定案和一锤定音，而使决策带有很大的个人感情色彩和很大的盲目性，不懂得尊重科学、尊重专家的重要性；不懂得可行性论证的必要性，尤其不懂得现代科学技术在管理决策领域中的重要作用。还应当看到，我们至今仍然没有建立起一套严格的决策制度和决策程序，还没有完善的决策支持系统、咨询系统、评价系统、监督系统和反馈系统。决策的科学性还缺乏各种科学手段及时验证，决策的失误还难以得到迅速有效的控制和监督。

作为一个管理指挥员，更应该明白，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对武器装备、战争规模、作战指挥方式等已产生巨大、深刻的影响。现代科学技术人人提高了现代管理活动中诸军兵种有机配合的整体性、各种作战方式交互作用的复杂性和必须迅速处理各种数据、信息的精确性，大大加重了现代管理决策和现代作战指挥的困难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指挥员不懂得现代科学技术，没有一个科学的头脑，不会运用现代信息计算技术去及时、准确地处理各种浩繁的数据、信息，是很难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的，是很难胜任管理领导职责的。这就要求我军各级指挥员在通晓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同时，还必须努力学习，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善于运用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去进行决策和指挥，善于发挥各种专家和专业人员的作用，以便把自己的精力和智能潜力从大量的技术性工作中解放出来，提高宏观决策能力和驾驭现代战争的能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同时代的发展和战争与和平的需要相适应的优秀的领导者和合格的指挥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