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美丽的星球上，人类的诞生实在是太幸运了！其实，人类对生存环境的要求是十分苛刻的，阳光、水、氧气都是必须的，温度、湿度、气压都要适宜，还要一定面积的陆地和一些动植物……然而，野兽的侵扰和各种自然灾害，依然威胁着人类的生命。为了应对野兽侵扰和自然灾害，人类采取了群居方式共同应对自然环境的策略。群居方式的出现，也标志着人类社会的诞生。

人类社会诞生后，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在群居中，因为各人体能、认知和习性的不同，社会关系是很复杂的。社会关系如果处置不好，就很容易引发内部斗争。有些人可能运气不好，没有捕获到猎物，难免会有偷盗别人猎物的意识和行为。随后，就有了防范偷盗的意识和行为。这些意识和行为，就是谋略意识和谋略行为。

人类处置一些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在策略认识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谋略意识。有了谋略意识后，人类就会主动去制定谋略方案。保管劳动成果，杜绝偷盗现象，解决劳动纠纷，处置欺诈行为，都要应用一定的谋略方案。有了大量的谋略制定和应用经验后，就可以总结谋略理论了。理论又可以指导谋略的制定和应用，促进了谋略的传承和发展。

原始社会时期，生产力还比较落后，人们也没有多少剩余价值，继承和争夺遗产的斗争很少发生。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很小，社会地位也无所谓高低。原始社会在经济上采取公有制，政治上采取禅让制。一些贤能之人，因为能帮助大家共同对付自然灾害，所以得到大家尊重和拥护。大禹就是因为治水有功，而当上首领的。因为社会风气比较好，所以阳谋得以发展。

中国已知最早的兵书《军志》中，就提到“有德不可敌”。《六韬》中，也提到“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强调人的德行和团结互利，充分体现了阳谋的特性。“贤能治天下”是在尧舜时期的社会风气下得以实践的谋略理念，代表着那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姜子牙直钩钓渭水，就能引得文王来，也取决于尧舜遗风。换在当今社会，恐怕是文王没引来，先引来了群众的唾沫。

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形态发生了变化，人们的意识也在潜移默化。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社会开始两极分化，贵族统治开始了。贵族统治初期，需要拉拢一些士人来制衡平民。这就促使了士人阶层的大发展，食客三千和诸子百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谋略在这个时期，也得到了长足发展。

在这一时期，谋略的主流意识也有所转变。内部斗争开始占据主流，魔盒被打开，阴谋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孙子兵法》就提出“兵者，诡道也”和“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等阴谋观点，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儒家用愚忠愚孝来愚弄大众，与兵家愚卒的思想不谋而合。法家直接撕破脸皮，用严刑峻法统治平民。纵横家也利用权术，将天下玩弄于股掌之间。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郡县制取代了诸侯分封制，贵族走向没落。农民起义军首领陈胜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揭露的就是当时的现实。十八路诸侯反秦，原本是想恢复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分封制，延续他们的贵族统治。但是，他们的梦想被现实粉碎了。不过，贵族没落了，官僚阶层却开始兴起了。因为一个人再贤能，其直接管辖的人和事物也是有限的。要想统治天下数以万计的人，就需要有行政级别划分的官僚机构。官僚机构可以扩大统治范围，官僚阶层可以分担统治阶层的压力。

官僚阶层在统治阶层的压力下，容易激发一系列的矛盾。矛盾会催生斗争，斗争又促使谋略的发展。贵族之间，要想在斗争中获胜，就必须实事求是地搞好内政。而官僚阶层的斗争，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只为了个人的仕进。官僚阶层内部的权力斗争，彻底打破了“贤能治天下”的价值体系。

从此以后，统治阶层、官僚阶层和平民阶层之间，就开始了踢皮球的游戏。互相欺骗，互相讨伐，互相争夺权利，互相推卸责任……这种状况，就是典型的“三个和尚没水吃”。因为统治阶层和官僚阶层有权无责，所以才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皇帝下诏书常说“奉天承运”，很多义军和占山为王者也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其实天道只是一个争权夺位的借口。

从此以后，谋略就像圆周率，陷入一个无限不循环的无穷计算陷阱中不能自拔了。谋略不能摆平的事，就用策略来助阵。逐渐，策略和谋略混合在一起了。在这样的背景下，《三十六计》应运而生了。实际上，《三十六计》是谋略和策略混合的产物。谋略和策略的概念，已经模糊不清了。谋略和策略的发展，在低端的应用领域一直徘徊着。而在高端的理论研究上，一直没有突破性的进展。

在这一时期，经济上一直不能摆脱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政治上一直在改朝换代，然而都是换汤不换药。军事著作大多是属于战术层面的描述，战略性的东西很少。像张良、诸葛亮、李靖、刘伯温这些著名的军事家和谋略家，他们的著作都没有多少有创新价值的东西。但是，在官僚阶层，阴谋却得以发展。五代冯道的《荣枯鉴》，武周酷吏来俊臣的《罗织经》，北宋晏殊的《解厄学》，明朝张居正的《权谋残卷》，民国李宗吾的《厚黑学》……这些著作从不同角度，发掘了很多阴谋理念。

官僚阶层的黑暗，使得平民很无奈。为了应对现实，民间也诞生了《增广贤文》。顾名思义，民间还是期待圣贤之道的。虽然《增广贤文》并非真正的圣贤之道，但多少也传承了一些圣贤之道。在统治阶层和官僚阶层的打压下，士人阶层只有沦落民间，藏器待时。而《增广贤文》有士人的谋略，也有平民的智慧，可能就是这些民间士人所作。因此，《增广贤文》是平民的谋略，也是士人阶层的谋略。

到了近代，新中国的领导人提出了阳谋的观点。在阳谋观念的影响下，战略上也有一定的建树。只不过，阳谋理念过于高端，很多人一时难以接受。再加上西方资本社会的阴谋渗透，蛊惑人心，使得阳谋的发展阻力重重。这一时期，社会成分非常复杂。无产者、地主、资本家、官僚阶层和洋奴们聚于一堂，是一个关键的过渡时期。

但阴谋终究是阴谋，在其应用之时，就给自己掘好了坟墓。曾经的称霸和结盟，如今不管用了。剪羊毛的游戏，现在也玩不下去了。崇洋媚外的人，风光不再。众多阴谋家，也纷纷倒下。多少以弱胜强，多少以寡敌众，多少以守待攻，中华民族经历了最艰难的考验。毕竟谋高一筹，东风到底还是压倒了西风。

在这样的大势下，人们对谋略也开始了重新思考。李炳彦教授提出了“谋略不在于过程完美，而在于结果理想”的观点，开辟了谋略研究的一个新思路。柴宇球教授的《谋略论》，开创了对谋略的机理和结构方面的研究。顺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谋略也会很快走向定义化、系统化、科学化。开发谋略的制定程序，开辟谋略的应用途径，成立谋略学，培养谋略人才……总之，我们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纵观整个谋略史，我们不难发现，谋略其实是一把双刃剑。谋略于人类社会，有利亦有弊。当然，从总的来说，是利大于弊。我们要正确认识和应用谋略，促使谋略向着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方向发展。圆明园的硝烟还未散尽，卢沟桥的狮子已经惊醒；南京城的血雨还在飘洒，鸭绿江的炮火接着轰鸣……如果没有谋略这把利剑，中华民族何以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