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案例如果只是偶尔发生，还可以说是个人原因所致。但某些案例如果多次发生，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就不是个人问题了。在组织内部偶尔出现一两个叛徒，这可能也是在所难免的事。但是，如果大量出现叛徒，就要反思一下组织的用人方式了。我想没有哪个组织是喜欢叛徒的，只是他们不知道问题出在何处而已。

抗战时期，就出现大量汉奸。大汉奸汪某人就不说了，另外还有大量忠心替日军卖命的伪军。现代文化界的汉奸，也是为数不少。像央视主持这样的权威部门和代表性位置，就出了老毕和阿丘这样的文化汉奸。还有一些经济汉奸，至于像台独和港独分子等等，就不用说了。当代汉奸数量之庞大，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深思。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其实只要翻看一下汉奸的出身，就会发现问题。抗战之前，中国正处于一个军阀混战的时期。当时的军人，很多都是由土匪和社会闲散人员组成。除了少数有良知和民族气节的，多数都是一些唯利是图的小人。这样的人，在日寇的威逼利诱之下，很自然就成了汉奸。

再看老毕的出身，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搞文艺宣传开始。那个年代搞文艺宣传的，都是些什么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借着搞文艺这块跳板，他之后就进入部队，在部队也是搞文艺。在部队镀金后，加上团部书记这个身份，事业自然一帆风顺。随后，他的妻女就移民加拿大。然后，老毕就出事了。

至于阿丘，大号邱孟煌，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他不好学习，喜欢搞文艺。凭着搞文艺，混进央视。在今年的疫情期间，全国人民都在支持防控工作，他却发微博，要让中国人民因疫情向世界道歉。疫情本是天灾，中国人民何罪之有？因疾病而获罪，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其实，对照阿丘和老毕的个人简历，不难找到共同点。他们都是不好学习，喜欢搞文艺。七八十年代的大学，门槛非常低。只要有参军或者搞文艺这两个因素的人，基本上都可以上大学。而改革开放后的文艺界，初期很注重改革思想，也兼顾了人品和才学。到了后期，根本就不注重人品和才学了。只要能愚乐大众，赚到钱就行。

随着改革的深化，文化界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可是文化部门的用人体制却没有变，这就是问题所在。在战争年代，招降纳叛是常事。用人的考核方法，虽然简单，但是很有效。社会各类人，只要愿意加入我们的队伍，都可以接受。因为经历了战火的考验，一般不用担心他们的立场问题。在和平时期，没有经历战场上的生死考验，又没有严格的制度把关，这样的用人后果可想而知。

参军和入党，在战争年代，通常都是经历了生死考验的，基本上可以代表一个人的立场。但在和平年代，就很难说了。龙蛇混杂，各种动机都有可能。在和平年代的用人考核标准，就不能仅凭主动参与和口头支持来简单划分了。尤其是在体制内的待遇极高的情况下，难免会有很多投机分子削尖脑袋钻这个空子。高薪养廉有一个前提，就是要经过严格考核。

这样的人，在组织内形成一定的规模后，就会私结党羽，利用权力排除异己。这样经过一定时期后，老革命逐渐老去，新革命的苗子又很难进入，组织就有被改旗易帜的危险。老蒋虽然对抗革命，但是他并没有放弃民族立场，所以说他不是汉奸。但是随着他大权的旁落，现在的台湾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在六七十年代，中国损失了大量的人才。改革开放初期，正是用人之际，所以用人考核条件比较宽松。现如今，已经形成了体制内人满为患，体制外则怀才不遇的局面。精兵简政是大势所趋，对人才的考核和录取标准就更应该有所提高了。利用体制内的特权谋取暴利，然后顺利地将子女送出国外，这样的汉奸养成史，该终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