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这样的有隐性担保的机构出现问题，就非常容易将政府拖下水。在中国，就有大量这样的隐性担保机构，未来如何认识这种隐性担保，显然也是一道关卡，莫非一定要等到危机之后才能拥有客观的认识？保尔森为我们展示了2008年危机处理的关键思路，美联储没有担保债务或是注资的权力，美国财政部也不会出手，因为他们考虑政治后果，在发生挤兑的过程中，给一个分崩离析的投资银行贷款是不会成功的。因此最终选择的方案是并购，希望通过市场交易遏止事情向更坏的方面转移。

　　这个解决问题的思路明确之后，保尔森剩下的就是寻找买家了，而且是两个买家。因为当时急于要处理的一个是雷曼，另一个是美林。最终这个计划只获得了部分的成功，因为美国财政部只找到了一个买家，解救了美林，而雷曼最后因此而垮台。

　　保尔森最后在总结时坚定地认为，“大而不倒”是一种无法接受的现象，与我们很多人对“大而不倒”印象有所不同的是，通过这次金融危机，美国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处理这些“大而不倒”企业的过程，《多德-费兰克法案》就提供了一种很好的工具来处理大型金融机构的破产。通过这次金融危机，他们既做好了让市场迎接更大规模金融企业出现的准备，同时也做好了一旦破产所需要的准备，这或许就是金融危机所带给人们的困境和惊吓之外的回馈礼物。从这个意义上说，梯诺尔的理论对社会的现实意义十分重大，他的获奖是实至名归。

　　其实，梯诺尔在中国并不陌生，他的教科书是最早被中国许多高校所采用的，他的理论对中国的影响之大可想而知。比如他在垄断方面的研究有着卓越贡献，认为大企业对价格的垄断能力是对市场破坏的关键。对照这一点来看中国的国企垄断问题——国企垄断之下的电信业使中国的通信费用，动辄就是国外通信费用的几十甚至上百倍；“三桶油”控制的石油行业更使成品油价格在与国际油价联动时呈现出“跟涨不跟跌”；银行业的垄断和管制使存款者收益被压低，动辄承受负利率的折磨，而企业家面临着融资难，利率高，成本提升，竞争力下降的困境。由此而言，打破国企垄断的改革不能再拖延。

　　值得关注的是，近期中国集中公布了多起反垄断调查案的结果，牵涉到微软、高通、奔驰和奥迪等多家外资企业。反垄断是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维持公平竞争的根本原则之一，反垄断法在很多国家和地区视为“经济宪法”。虽然外资对中国反垄断有强烈的反弹，但分析其原因，最根本之处还是在于各自所代表的利益在博弈。

　　对外资而言，它们长期在中国享受“超国民待遇”，因为中国的市场制度（如进口汽车高关税）因素而获得赚取超额利润，也因为外资身份而不能进入某些市场；对中国民营企业而言，它们长期以来受到不公平待遇、在非正常市场环境中发展，又因为在技术、管理上的落后，而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恐怕只有国有大企业才能借助特殊地位而超脱；对中国政府而言，则希望借助“中国市场”的影响力增大这一筹码，来扭转过去市场中的扭曲之处。从这个角度出发来看梯诺尔的研究，这不啻为中国正在进行的反垄断调查提供了具体的理论依据。

　　此外，梯诺尔对影子银行监管的研究也有借鉴意义。梯若尔曾在中国谈到影子银行风险时称，由于影子银行会通过零售银行管道逃避资本要求，并通过各种途径获取外部融资，由此可能产生潜在危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截至今年3月，中国影子银行的社会融资比重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5%，正以银行信贷两倍的速度扩张。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今年参加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也表示，中国“影子银行”总体规模不大，但近期增长较快，我们正谨慎应对。某种意义上说，法治化与宏观审慎的监管是治理影子银行的最佳思路，监管层需要做到言行合一。

　　作者是中国经济时报社评理论部编辑、评论员

　　反垄断是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维持公平竞争的根本原则之一，反垄断法在很多国家和地区视为“经济宪法”。虽然外资对中国反垄断有强烈的反弹，但分析其原因，最根本之处还是在于各自所代表的利益在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