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跳出北京，大尺度谋划，推进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一是建议成立国家层面的京津冀协调委员会，由国家领导人担任主任。同时，建立一个具体的推进机制，最好有一个专门机构负责推进这个区域的发展。

　　二是将京津冀区域作为国家财税体制改革的实验区，比如探索“首都财政”，将北京从繁重的经济发展压力当中解脱出来，专职做好首都服务。

　　三是设立京津冀协同发展引导基金，对于一些首都城市功能疏解和产业转移给予一定的利益补偿，以市场化机制引导产业和功能向周边地区疏解。

　　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要有“两个突破、一个进展”

　　北京产业如何外迁

　　当前，北京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在计划经济时代，可以靠行政命令让企业和事业单位搬迁，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考虑它的可行性、代价和成本，甚至后果。比如，北京在上世纪80年代“退二进三”产业结构调整时，一大批工业企业把总部和制造环节全部搬到郊区或者外地。实践证明，这批搬迁以失败而告终，曾经非常辉煌的北京工业品牌基本消亡了。

　　在计划经济时代，每个人都依附于一个企业或机构，企业搬迁，人才必须跟着企业走。

　　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搬迁到外地，可能会导致很多高端人才的流失，企业也随之失去了核心竞争力，最后导致消亡。

　　迄今为止，北京工业企业搬迁成功的经验只有首钢。首钢搬迁采取的方法是，总部留下来，人才留下来，创新能力留下来，上百年的品牌和销售渠道留下来，通过技术升级，把一个现代化的工厂放到曹妃甸，少数核心工人跟着过去，主要依靠本地劳动力。可以说，首钢成功了，按照总部经济模式实现了规模扩张，进入世界500强。

　　今天同样如此。如果强行命令一些企业总部、大学、医院搬迁过去，员工上下班就需要耗费2-3个小时，不可避免会出现人才流失现象，其结果只能是一流大学变三流，一流医院变三流。

　　所以，先要创造条件，让周边区域具备了承接北京功能疏解和产业转移的条件，然后再逐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这个条件，一方面是硬条件，就是基础设施条件，要加快北京与周边地区的城际铁路建设。另一方面是软条件，就是制度环境，要破除高考制度、养老制度、医疗制度等方面的制度瓶颈，只有这些公共服务一体化，才能真正实现区域的一体化。

　　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要有“两个突破、一个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