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年代里，谋略作为个人灵感的迸发，经验的总结，智慧的升华，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领域，几乎都有代表性的谋略专著。像《论语》，是古代典型的政治谋略的代表作；而《道德经》，是统御艺术的珍品；至于《孙子》，则是世人共知的军事谋略著作。先辈们用不同的方式，对谋略进行不同的表述、概括和提炼，涌现了许许多多的谋略流派和各种格调的谋略专著。

《六韬》中，把用兵作战比作兽斗，产生了诸如龙、虎、豹、犬等韬略。刘伯温的《百战奇略》把战争分成各种类型，论述每种类型的作战如何使用谋略。《孙子》按计、作战、谋攻、形、势、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等十三篇进行研究。并将施计用兵按照伐谋、伐交、伐兵、攻城等不同方法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区分出不同的层次。如“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按照国、军、旅、卒、伍的全局到局部的顺序，按照战与谋，以谋为首等顺序进行研究。东汉班固在作《汉书•艺文志》时，将浩如烟海的兵书和各种韬略著作删定为53家，790篇，并分为四类：一曰兵权谋，二曰兵形势，三曰兵阴阳，四曰兵技巧。《三十六计》则把计谋分为6套，每套6计，共36个招数。有位学者为便于记忆，选取36计每计一字，依序吟成一首诗：“金玉檀公策，借以擒劫贼。鱼蛇海间笑，羊虎桃桑隔。树暗走痴故，釜空苦远客。屋梁有美尸，击魏连伐虢。”这首诗，除“檀公策”三字说明系编者之名号外，其余每字包含了三十六计中之一计。依序读之，分别是：金蝉脱壳，抛砖引玉，借刀杀人，以逸待劳，擒贼擒王，趁火打劫，关门捉贼，混水摸鱼，打草惊蛇，瞒天过海，反间计，笑里藏刀，顺手牵羊，调虎离山，李代桃僵，指桑骂槐，隔岸观火，树上开花，暗渡陈仓，走为上，假痴不癫，欲擒故纵，釜底抽薪，空城计，苦肉计，远交近攻，反客为主，上屋抽梯，偷梁换柱，无中生有，美人计，借尸还魂，声东击西，围魏救赵，连环计，假道伐虢。

这些谋略研究和表述方法，对谋略的表述、概括和提炼，虽然都具有高度的凝炼性和生动性，有着不朽的价值，但从人类的整个谋略实践来看，一本书只能体现人类谋略沧海一粟。只要注意搜集，得妙计良策数百条并非难事。在人类实践范围空前广阔的今天。这些具体的劳动，常常难以真正揭示谋略的真谛。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思维方法问世后，对谋略学这一宏大的题目才有可能从宏观上进行思考，才有可能把握谋略发展和应用的根本规律。先辈留下来的谋略财富，毕竟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他们的认识水平和研究方法必然受到一定历史条件的制约，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比如在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上：

一是专向研究得多，综合研究得少。现存的谋略著作，多是从某一行业的需要出发去研究谋略，特别像军事、政治、外交等领域的谋略方法较多，而综合研究各行各业通用的内容不多。隔行借以应用的谋略思想，虽能常常受到启发，但免不了牵强附会，生搬硬套。

二是具体研究得多，抽象研究得少。像《百战奇略》、《兵经百篇》等等谋略著作，虽然在用兵和作战方面包含很大的容量，但多是从当时作战的具体情况出发，缺少概括和抽象。有的虽然进行了抽象，由于着眼于具体方法和特定的历史环境的限制，抽象的层次显得不够高，覆盖面也就比较小。史实说明，谋略研究着眼于实际运用的具体方法越多，研究的层次越低，内容的覆盖面就越小，生命力就越短，越容易被人们遗忘。反之，愈是高度超脱而抽象出来的谋略理论，通用性愈强，影响愈久远。因此，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具体的谋略方法，也需要高度概括出通用的方法。

三是个人研究得多，团体研究得少。现存的谋略著作，虽然也有一些是当权者集中许多文人墨客分头去整理和编写，但从总体上看，大多是个人对谋略经验的总结和整理。由于受个人认识、学术、职业、精力等方面条件的制约，受当时封闭的社会结构的制约，内容宽度，认识的深度都必然受到一定的影响。

当然，在新的研究方法不断问世的今天，我们进行谋略研究，毫无理由苛求于古人，更不能抛开先辈的东西去另搞一套。要走捷径，只有对先辈留下的广博而宝贵的谋略遗产进行综合整理，去粗取精，在此基础是创造和升华。其基本任务和方法是：

一、从零散向系统

前辈们留下的谋略著作，零零散散地布撒在社会的各个层次、各个行业和各个角落。这些遗产都是当时的谋略实践活动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有许多是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经验教训，实在是非常宝贵的。

我们稍加研究就可以发现，凡是在历史上竞争激烈的年代和区域，无论是军事、政治、文化，还是经济的竞争，也都是谋略理论大丰收的年代和区域。像《论语》、《孙子》、《孙膑兵法》、《诸子百家》等书，可以说是春秋战国时代，群雄四起，诸侯纷争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上的经验总结；像《战争艺术概论》、《战争论》，可以说是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对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等经验的理论总结。毛**谋略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无疑是得益于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用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实践。同时我们也看到，前人通过经验概括和总结出来的谋略理论，大多是出自某一不长的历史时期，来自社会某一局部或某一行业的经验。既应有尽有，洋洋洒洒，又散散落落，有待系统地进一步学习和认识，进一步研究和整理。

后人对前人经验的学习和借鉴，研究和评估，如果采用就事论事，就理论理，就容易缺乏历史观念和系统观念。在不了解全局的前提下采用所谓“观一斑而知全豹”的方法，对同一理论、同一事物、同一典型的谋略事例的研究，各取所需，站在不同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是去观察和研究其中的一部分，常常会得出相去很远，甚至是与谋略的创造者或作者本意截然相反的结论。同一部《论语》，政治家说它是治国安邦的经典，思想家说它是净化灵魂的圣书，教育家又说它是中华民族的百世之师。透过《论语》对孔子的评价，可以说孔子是伟大的政治家，也可以说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教育家。当然，这些结论都是不无道理的。我们今天谋略研究的任务，就是要站在历史的某一个制高点上，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前人的各个历史阶段、各个行业、各个层次的谋略经验，进行远距离、大纵深的俯视，从总体上把握前人的谋略遗产，系统地分析研究各行业，各层次，各历史时期的各种类型的谋略方法，力求全面系统，力避“缺业”、“断层”、“少期”。

二、从单科向多科

翻阅谋略的典籍，会发现这样一个特点，兵权谋为数最多。各种谋略理论的最初提出，大多出自较为典型的统军作战事例。比较著名的谋略论著，也多出自历史上有名的兵家之手。这当然与军事领域的特殊性有关，在你死我活的血与火的搏杀中，人的智慧、潜能必然会得到高度的发挥，从而有更多的机会创造出奇谋妙计。在没有生与死的选择，平静如水的环境中，没有激烈的对抗，当然很少想出什么高深莫测的好主意来。

谋略集中于军事领域，这在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以军事斗争为主体的战乱年代，是正常的现象。在长治久安的和平时期，人类生活中仍然充满着竞争。只是竞争的强度远逊于战争，竞争的形式也多不是以流血和牺牲为代价的。在这样的竞争中，各行各业的智者，无不通过兵权谋得到启发，而逐渐形成自己的本行、本业在社会竞争中生存和获胜的谋略。经济领域中的经营之战、行销之争，其思想精髓无不得益于军事谋略。像人们娱乐用具中的围棋、象棋、桥牌，叫得响的战术和技巧，很多直接移植于军事谋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以及人口的骤增，生存环境的狭小，资源的匮乏，人类为了各自的生存和发展，各行各业竞争将愈演愈烈。各行业通过自己的创造和总结，必然会产生独具自己行业特色的谋略。这些，需要人们从以借鉴为主的局限中超脱出来，逐步嫁接、创造、总结、完善各行各业的谋略，使其自成体系。这是谋略研究的任务，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三、从高层向多层

对谋略的专题研究，自古似乎就是高层统治者的专利。最早的谋略多出现于治国之道，多用于对战争指导方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逐步向下层传播。谋略典籍中，明显的特点是层次不分。同一条谋略，作为国家的生存发展战略可以用，作为一个普通的山民村妇也可以借用。这种现象正说明我们先辈创造这些谋略的高明之处，令人看到都会受到启发。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各种社会活动的层次性越来越强。研究谋略，既要注重通用性很强的基础研究也要注重针对性很强的应用性研究。从内容的层次性上来说，过去那种低层、中层、高层一把抓，战术、战役、战略不分家的方式，已越来越不能适应需要。在谋略运用方面，社会的各个层次都相对形成了既有综合性，又有独立性的知识体系，也必然要在其中形成相对独立的谋略体系。也就是说，谋略既有研究高层次的治国、统军、的大略和任务，也有研究民间经营从艺的小计的责任；既要研究国家外交战略、战役运用的大韬略，也要研究人际关系方面属于单个运用的“雕虫小技”。分出不同层次进行研究，这也是谋略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

四、从注释向创造

由于我们民族谋略遗产非常丰富，在各个领域中被后辈奉为至圣的著作为数众多，这些宝贵的精神产品不仅影响着我们自己，从这一领域影响到另一领域，而且逐步走向了国外。东方的谋略在西方的许多领域，从战略研究到发展经济，从军事斗争到外交斗争，都是个热门课题。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我们祖先留下了许多宝贵谋略遗产，有些后生就躺在这些遗产上洋洋自得，乃至夜郎自大。在这些人身上，民族的创新精神没有得到发扬光大，而惰性心理却有增无减。一部《孙子》，对其进行注释不下百家千家；一本《三十六计》，各个历史时期都会有谋略研究高手把它一遍又一遍地重新编写；有一些著名的谋略论著，今天被编入这个版本，明天被纳入那个汇集。这些工作，对社会，对后辈当然是十分有益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对前人的注释汇编较多，而自己的创造常常显得很不够。就连像曹操这样伟大的谋略家，也带头注释《孙子》。而曹操的战争实践要比孙武多得多，三国纷争时期的生产力基础，军队的编制装备等客观情况比春秋战国时代要发达得多。曹操完全有可能站在《孙子》之上去总结和创造自己的更为先进的兵法（当然曹操的兵法传世也不少），而甘愿在巨著的影子里徘徊。这种重注释而少创新的习性，不能不说是我们民族的谋略水平提高的一大障碍。特别是明末至民国的几百年历史中，难得找到几本影响深远的谋略论著。这不能不说明与我们缺少创新精神，缺少危机意识，躺在祖先的功劳簿上不求进取有着重要关联。

我们今天的谋略研究，要努力汇编注释，整理古人谋略经验，继承前人的谋略遗产，这方面现在做得还很不够。比如，全国各种类型的纪念碑、纪念馆有很多，但受到世界敬仰，处于东方兵学鼻祖的孙武，却几乎无碑无馆。近年在山东召开的国际《孙子》讨论会上，日本一中小企业主伏部千春提出，愿意捐资在北京修建“孙子国际研究中心”。在我国军事科学学会成立之际，伏部千春给学会领导人来信表示，虽“锦囊羞涩”，但愿捐5千万日元，为修建“孙子国际研究中心”“尽绵薄之力”。在1989年6月，伏部千春专程从日本到北京，为军事科学学会倡议兴建的“孙子国际研究中心”捐款。相比之下，我们身为炎黄子孙，有些人还少几分这样的热情，这是不可忽视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我们的谋略研究的主要注意力，首先要在创新方面动脑子，在学习“点石成金之术”上下功夫，在“授人以渔”上找窍门，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本民族、本行业的新谋略，以适应竞争日趋激烈的现代社会。

促进我们的谋略研究从零散向系统，从单科向多科，从高层向多层，从注释向创新，是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需要，也是人类社会实践的迫切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