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孙子略解》
 

此书后人或称《魏武帝注孙子》、《曹注孙子》等。《魏武帝注孙子》此书名显系后人所加，曹操不可能自称为“魏武帝”。曹操自序称其注为“略解”，曹注的本名似应为《孙子略解》。又《隋志》著录“《孙子兵法》二卷，吴将孙武撰，魏武帝注”；到《新唐志》就直书为《魏武帝注孙子》三卷，书题似是唐人所改。后人简称其为《曹注孙子》。此书作成时间已不可详考，注中举有作者擒吕布之例，此事在建安三年（198年），书成必在此后。成书的下限已很难做出准确推断。杜牧认为曹注孙子简略，是因为他想“自于《新书》中驰骤其说，自成一家事业，不欲随孙武后尽解其书”。如果杜牧此言不错，那么，《曹注孙子》应写成于《新书》之前。据传，曹操曾将《孟德新书》给张松看，似在刘备入蜀（211年）之前，《新书》就已写定。那么，《曹注孙子》又应在此前了。如是，曹注作成应在198年至211年之间。当然，这些只能做为一种推测和参考。
 

《曹注孙子》原刊本已不可见。《隋书·经籍志》著录为二卷，并注：“梁三卷”；《旧唐书·经籍志》作十三卷；《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作三卷；《郡斋读书志》则作一卷。可见此书版本甚多。此后各代官私书目一般都有著录。可知其一直流传不衰，历代均受重视。至宋神宗时，颁行《武经七书》，只有《孙子兵法》有曹注，其余六书均无注。《武经》本《孙子兵法》后来成为孙子书流传的一个重要版本系统。另外，各代流传的《孙子兵法》集注本中都有曹注，主要有：《曹操、王凌集解孙子》一卷（《隋书·经籍志》著录），《曹（操）萧（吉）注孙子一卷》（《宋史·艺文志》著录），《曹（操）、杜（牧）注孙子三卷》（《宋史·艺文志》著录），《吉天保十家孙子会注十五卷》（《宋史·艺文志》著录，“五”当为“三”之误）。《十家注》本后来逐渐成为《孙子兵法》流传的又一重要版本系统。可见，《武经》本《孙子兵法》、《十家注》系统各本都是在曹注本基础上形成的。除此之外，曹注单行本自身也做为《孙子兵法》的一个重要版本而继续流传。存世主要版本有：明陈锡校订《魏武帝注孙子》三卷本（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明刊《孙子吴子五卷》合刻本（北京图书馆藏），明刊《武经七书》本，清嘉庆五年（1800年）孙星衍《平津馆丛书》影宋刊《孙吴司马法》本等。
 

查孙星衍《平津馆丛书》影宋刊《孙吴司马法》本有曹注312条；而《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则有曹注321条。是《十家注》本有所增衍，或平津馆本有所脱漏。如《作战篇》“故车战，得车十乘以上，赏其先得者”句下，《十家注》本有曹注百余字；《孙吴司马法》本此处无注。曹注主要特点：一是其注受汉儒治经的影响，重名物训诂；但他本人又是军事家，有“御军三十年”之经验，更重实际应用。因此，其注《孙子兵法》理论性、实践性兼备，是诸家注中较全面者。二是训解简洁而多能得其要旨。如注《势篇》“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句说：“部曲为分，什伍为数”；注《行军篇》“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句说：“文，仁也；武，法也”；注《作战篇》“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句说：“钝，弊也；屈，尽也”。文字简炼而切要，对于后人理解《孙子兵法》本义具有开创性意义，后来注家多依其说。三是少量征引他书言论、史例及个人实践体会等阐发《孙子兵法》义旨，有的有新的发挥。如《作战篇》“取敌之利者，货也”句，注引《三略》之言说：“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注《谋攻篇》“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句：“《司马法》曰：‘进退惟时，无曰寡人。’”使之互相印证，不须另言，已足可令读者举一反三，深悟其意而有回味无穷之感。同篇“用兵之法，十则围之”句下，注云：“以十敌一则围之，是将智等而利钝均也。若主弱客强，不用十也，操所以倍兵围下邳生擒吕布也。”这种参证、例释虽不多，但开后来《孙子兵法》注家参证和以例释义之先河；其不拘泥章句的思维方式则可启智益慧。四是曹注本在文字校勘方面有很大价值。其注中有“一云”、“一作”、“一本作”之类的话，说明曹操曾用不同版本的《孙子兵法》进行过参校，因而成为后人最为信赖的本子之一。
 

宋《武经七书·孙子》就是以曹注本为底本进行校勘的；《十家注》本也深受其影响。曹注本、《武经》本、《十家注》本三本相较，曹注本仍有独胜之处。如《势篇》曹注本“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武经》本无“圆”字，不如曹注本；《十家注》本《九地篇》臆增“焚舟破釜”，则较曹注本劣甚。但曹注也有不足，其主要问题是对孙子思想从战略上注解不足，而只从战法、战术上着眼；有的注释因过于简略而言不尽意；有的则训诂不够准确，如注《计篇》之“官道”为“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粮路也。”将“官道”分开解释，在“道”前臆增“粮”字；注《用间篇》“行火必有因”为“因奸人为内应”，失之偏狭，“因”不独指“内应”，更不仅指“内奸”，还包括其他可利用的客观条件。又谓《形篇》之“九天”、“九地”是指天时、地利，亦误。

孙星衍《平津馆丛书·孙吴司马法》本《孙子》校勘精审，刊刻亦好，是曹注之善本。此本据宋本《孙吴司马法》重雕。原书由清顾之逵小读书堆收藏，得之“华阳桥顾氏”，由顾广圻摹写上版。黄丕烈《黄顾遗书·荛圃藏书题识续录》称此摹本与原书“纤悉无二样”。此本分上、中、下三卷，每页11行，行20字。原宋刊本已不知去向，此重雕本遂成为《曹注孙子》的重要传本。此书《孙子兵法》本文与《武经七书》本基本相同，但个别地方略有差异。如《作战篇》，孙雕本“力屈财殚”，与明刊《武经七书》本同，而《续古逸丛书》本无“财殚”二字；《军争篇》“故夜战多火鼓”，明刊《武经七书》本“火”作“人”，而《续古逸丛书》本“火”作“金”，以“火”为善；《行军篇》，孙雕本“虽无武进”，明刊《武经七书》本同，《续古逸丛书》本“虽”作“唯”等。
 

（二）其他《孙子兵法》注本
 

沈友撰《孙子兵法》二卷，佚。此书《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引《吴录》中有载。《隋志》、旧新《唐志》、《通志》均著录此书，但史料中未见有征引此书内容者，故其内容不详。此书的成书时间大约与《曹注孙子》相前后。沈友（176-204），字子正，吴郡（今苏州）人，一说豫章（今南昌）人。博学善著文，兼好武事，又辩于口，时称笔、舌、力“三绝”。被孙权聘请到吴，论王霸之略，当时之务，献并荆州之计，被孙权采纳。后遭庸臣谮毁，被孙权所杀，年仅29岁。
 

贾诩《钞孙子兵法》一卷，佚。此书《隋志》、《通志》有著录。《日本国见在书目》作“孙子兵法一卷，巨诩撰”，“巨”当为“贾”之误。贾诩，字文和，武威姑臧（今甘肃武威）人，知权达变，史称其为“（张）良、（陈）平之亚”。官渡之战时，曾劝说张绣投降曹操，献计打败袁绍，后又谋破韩遂、马超等。此人足智多谋，当得益于《孙子兵法》甚多。魏文帝时，官至太尉，进封魏寿亭侯。年77卒。此书当不止是抄录《孙子兵法》原文。《日本国见在书目》称之为“撰”，应有作者撰写之内容。
 

曹操、王凌集注《孙子兵法》一卷，佚。这是所见著录最早的《孙子兵法》集注本。王凌（？-252），字彦云，魏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汉司徒王允之侄。曹丕称帝后，拜散骑常侍。领兵征战，多有战功，布政施教，亦甚有纲纪。司马懿诛杀曹爽，被进为太尉。后阴谋废立，谋泄，司马懿领中军进讨，王凌迎降。后饮药死。时在嘉平三年（25年），成书当在此前。孙星衍《孙子十家注序》说，疑《通典》“用曹公、王凌诸人注，故有‘王子曰’，即凌也”。从《通典》所引“王子”注看，其注侧重阐发义理，而不在训诂，较为通俗，善用比喻，语言也较洗炼。如注《计篇》“士卒孰练”句说：“士不素习，当阵惶惑；将不素习，临阵暗变”；注“赏罚孰明”说：“赏无度，则费而无恩；罚无度，则戮而无威”；注《计篇》“卑而骄之”句说：“善用法者，如狸之与鼠，力之与智，示之犹卑，静而下之”；注《虚实篇》“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句说：“一猫当穴，万鼠不敢出；一虎当溪，万鹿不敢过”等。《长短经》卷九《还师》中所引“王子”之言，亦有此特点。
 

张子尚《孙武兵经》，佚。此书《隋志》著录为二卷，《通志》作三卷。张子尚，事迹不详。有人因《隋书》始著录其书，视其为隋人，不可靠。查《隋志》将此书著录于魏武、王凌集解《孙子兵法》和贾诩钞《孙子兵法》之间，其前、后之撰者均为三国时人，故从位置上看，是将张子尚列为三国时人。近人支伟成《孙子兵法史证·序》中说：“魏王凌、张子尚、贾诩，吴沈友并有注，今均亡佚。”称张子尚为魏人，当亦据此。以“兵经”名孙子书者，子尚为第一人。这表明，《孙子兵法》在这一时期的社会地位已有了很大提高。
 

敦煌晋写本孙子注，此书仅存相连两页的下半部分。此残页原由日本大谷光瑞（一说香川默识）《西域考古图谱》收录。罗振玉将其编入《汉晋书影》中，称之为“晋代孙子注残纸”。此残页中间有横向界栏，上下各8行，两页共16行。1-13行是《孙子兵法·谋攻篇》的结尾，第14行可能是空行或注文，第15行应是《形篇》篇题，因写在上半页而缺。第16行为《形篇》开头的下半句。每行14-16字不等。有双行夹注两条。此残页之文与存世孙子书在内容上有些差异。如第1行注文“隙”写作“ ”；第4行“不知军中之事而同军中之政”，今本“军中”作“三军”，《通典》卷一五五、《御览》卷二七二引文却与此同。第4-6行“不知三军之任而同三军之权则军士疑覆矣”，其下有注：“覆，败也”，今本“任”“权”二字互倒，且无“覆”字。第10行“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今本两句互倒。这说明，此书不同于今存所有版本，是已经佚失的又一《孙子兵法》注本。注者已不可考，不知其与前人所说的杜预注孙子有无关系。
 

《孟氏解诂》二卷，此书或题《孟注孙子》、《孟氏解孙子》，南朝梁孟氏注。《隋志》、《通志》、旧新《唐志》均有著录。《宋志》著录《五家注孙子》三卷中有其注，此书及孟注单行本均亡。其注现存《十家注孙子》系统各本中。孟氏，失名，事迹不详。《隋志》著录为“梁有孙子兵法二卷，孟氏解诂”，后人因谓为南北朝时梁人。《郡斋读书志》在《纪燮注孙子》条后言其为唐人。误。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多将其注置于杜牧之后，有的则在诸唐人之后，宋人之前，比较混乱。孙星衍校《孙子十家注》始将其定位于曹注之后，唐人之前。
 

查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中存孟注仅68条，是注文数量最少的一家，似有佚失。其注偏重文字训诂，较少思想阐发，是诸家注中训诂派的代表者。其注文大多可采。如注《虚实篇》“策之而知得失之计”句说：“策试敌情，观其施为，则计数可知”；注“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为“以物画地而守，喻其易也”，甚得其义。注《计篇》“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之“道”为“权术”，与诸家注异，可为一家之言。明人赵本学谓孙子之“仁义”为“诡谲之辞”，与孟氏这一观点相通。总之，其注对后人理解《孙子兵法》本义有一定影响。但有的注释则明显不妥。如《地形篇》“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孙子明言宁可违君，不违“战道”，孟氏却解为“宁违于君，不逆士众”。“士众”与“战道”相去甚远，此注显然未逮其意。
 

从我们所见到的这一时期的《孙子兵法》注文内容看，此时之注偏重文字训诂。王凌注虽已显露阐发义理的端倪，但可惜所留佚文甚少，难以窥其全貌。总之，魏晋南北朝是《孙子兵法》早期注解时期，在注释内容和方式上具有开拓性意义，但又有不尽完善之处，因而为后来注家留下了可供思考的广阔天地。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兵书侧重于军事上的实际应用，其中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某些思想；一些文学作品和学术著述折射出这部兵书对当时整个社会的深刻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存世兵书甚少，从这些兵书的内容和存目兵书的书题看，这一时期的兵学著作侧重于实际运用，理论创新不是其关注的重点；论述战役战术和军事技术如关于阵法、火攻、军令、射法、杂占等内容的书较多，讲战略基本理论方面的著作较少。晋人司马彪虽撰有《战略》一书，但从其内容看，也只是选收有关军事谋划方面的言论事例等，并非论述战略的基本理论，他的“战略”和我们今天说的“战略”在概念上有很大不同，大体可解释为关于战争和作战的谋略。有的著作则受玄学的影响，内容过于抽象玄虚，走到另一极端。（如《阴符经》就大概成书于这一时期），有些兵书内容注意祖述和发挥《孙子兵法》的思想，有的有所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