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们就对这一时期与《孙子兵法》有关的兵书作些介绍。
 

《兵书接要》，佚。《隋志》著录为十卷，注“魏武帝撰，梁有《兵书接要别本》五卷。又有《兵书要论》七卷，亡。”；《新唐志》作七卷，署作者为“孙武”，“孙”当为“魏”之误，即此书的撰者是曹操（魏武帝），而不是孙武。《三国志·武帝纪》载，曹操“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抄集诸家兵法，名曰《接要》”。既是“抄集诸家兵法”，其中当有《孙子兵法》。曹植疏陈举之义云：“扬风后之奇，接孙吴之要”，亦可为佐证。古“接”“捷”通，“接要”谓掌握兵法要领之捷径。此书内容可能有似于现在的兵法语录类编。《太平御览》卷八、卷十一分别引有此书语录数段，为风候杂占之语，说明书中抄有这一类内容。一说，“接”是续接之意，“接要”谓续接孙吴兵法之精要。《隋志》另著录魏武帝撰《兵法接要》三卷，未知二书异同，很可能为一本。
 

  《续孙子兵法》二卷，佚。《隋志》始著录，魏武帝撰。新《唐志》、《通志》、《日本国见在书目》著录同。此书内容很可能是《孙子兵法》十三篇之外的杂篇，曹操将其从《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中剔除后，另编成二卷，取名为“续”，是为了使之有别于《孙子兵法》，明其为孙武后学所续，而非孙武所作。但此书亦有可能是曹操本人撰述。
 

另外，司马彪辑《战略》中也载有与《孙子兵法》有关的内容。如《傅嘏》中记其论证征吴之事，较《三国志》为详。论中讲到，“先战而后求胜，非全军之长策也”，主张派出间谍，了解敌情，并引《孙子兵法》之文：“策之而知得失之计，角之而知有余不足”，根据“敌逸能劳之，饱能饥之”的原则，提出使吴“以小敌大则役烦力竭，以贫敌富则敛重财匮”的策略，要求“计于全胜”，“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等。这些引文无疑都直接或间接地取之于《孙子兵法》。
 

旧题黄帝时大臣风后撰《握奇经》，后附晋平虏护军、东羌校尉马隆撰《八阵总述》一卷，总述中讲到，“治兵以信，求胜以奇，信不可易，战无常规”，“兵体无形，形漏必溃”，“上兵伐谋，其下用师”，“小人偏胜，君子两全”等，亦由《孙子兵法》之言脱胎而来。
 

旧题为诸葛亮撰的《便宜十六策》和《将苑》也多有祖述和阐发《孙子兵法》军事思想之处。《便宜十六策》，《三国志》所列诸葛氏集目录不载，《崇文总目》始著录有《武侯十六策》，当即此书。今本有的内容为《太平御览》所引。据旧、新《唐书》中《马周传》及《资治通鉴》等史料记载，马周曾为中郎将常何撰“《便宜》二十余事，令奏之，事皆合旨”。不知其“《便宜》二十余事”是否与此书有关，今本《便宜十六策》或是其遗存，也未可知。此书中即有对《孙子兵法》思想阐发的内容，《治军第九》中就多有明引、暗引、阐释《孙子兵法》之文。如“夫将者，人之司命，国之利器”，“智者先胜而后求战，暗者先战而后求胜”，“夫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五间之道，军之所亲，将之所厚，非圣智不能用，非仁贤不能使”等，均源之于《孙子兵法》。《将苑》，亦称《新书》、《心书》，《遂初堂书目》始见著录，当是后人伪托之作。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诸葛亮的思想。此书《兵权》、《揣能》、《情势》、《察情》等篇中多有肯定、修补、发挥《孙子兵法》思想的内容。此书是我国古代论述将帅修养的专著，强调将帅要有“不恃强，不怙势，宠之而不喜，辱之而不惧，见利不贪，见美不淫，以身殉国，壹意而己”（《将志》）的良好品质；要有多方面的知识和军事才能；要善于选贤任能，强调法制；要“先计而后动，知胜而始战”（《战诫》）等，较《孙子兵法》关于任将问题的论述更为具体，且有一些发展。
 

《孙子兵法》对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述也有一定影响。《文选》中有些篇章讲到孙子，或其用典出自《孙子兵法》。如左思《吴都赋》“阖闾信其威，夫差穷其武，内果伍员之谋，外骋孙子之奇，胜强楚于柏举，栖劲越于会稽，阙沟乎商鲁，争长于黄池”。《魏都赋》：“毕出征而中律，执奇正以四伐”，“朝无印，国无费留”，其中“奇正”、“费留”均取之《孙子兵法》。张华《鹪鹩赋》：“翳荟蒙笼，是焉游集”，注云：“《孙子兵法》曰：‘林木翳荟，草树蒙笼’”。张景阳《杂诗》：“巧迟不足称，拙速乃垂名”，是从《孙子兵法》“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句变化而来。又，《晋书·殷浩传》：“论风流异贞固之才，谈论非奇正之要”；庾信《周齐王宪神道碑》：“六韬九法不用吴起旧书，三令五申无劳孙武先戒”，等等。这说明当时的许多文化人也曾学过这部兵法，对其中的词语能信手拈来，用于文学创作之中。有些学术著作也有《孙子兵法》影响的痕迹，如魏刘劭撰《人物志》讲“谋庙胜”（《流业》），谈“法制”、“分数”（《接识》），论“攻守”（《材理》）等；《意林》卷四引：“孙子曰：金城汤池而无粟者，太公墨翟不能守之。”引文不见“十三篇”，当是孙子后学所为。晋傅玄撰《古今画赞》中有《孙武画赞》，其赞云：“孙武论兵，实妙于神，奇正迭用，变化无形。”此赞言简意赅，道出了《孙子兵法》的精要，说明作者曾对《孙子兵法》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据《孙子兵法》“庙算”及“地”、“度”、“量”、“数”、“称”、“胜”之说敷衍而成的数学算法之书《孙子算经》，大概出自北周数学家甄鸾之手。另外，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称赞说：“孙武兵经，辞若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程器》）北齐刘昼撰《刘子·兵术》中大量引用《孙子兵法》之言或阐发孙子思想。如“兵贵伐谋，不重交刃。百战百胜，非用兵之善也。善用兵者，不战而胜，善之善也。”“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就下；兵之势，避实而击虚，避强而攻弱，避治而取乱，避锐而击衰。”等等。刘孝标注《世说新语》中，也有《孙子兵法》引文。这些都说明，《孙子兵法》在这一时期的影响有了进一步的扩大。
 

魏晋时的文化人之所以研读《孙子兵法》，固然与他们为在著述时追求文字的奇瑰、对偶等而猎奇有关，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侯外庐等先生指出，魏晋社会有四个战场：一是农民或流人的暴动；二是五胡入侵；三是名族的政争；四是概念世界的名理赌场。所谓“名理赌场”，就是清谈、论辩。此风在当时十分盛行。论辩胜负对论辩者个人名声、地位、前途等影响甚大，葛洪说：“利口者扶强而党势，辩给者借以刺 ，以不应者为拙劣，以先止者为负败。”刘劭说：“以在前为速锐，以处后为留滞，以下众为卑屈，以蹑等为异杰，以让敌为回辱，以陵上为高厉。”颜之推说，争辩者即使“理伏”，也要“辞胜”。说通俗些，就是无理也要搅三分。可见当时人在辩论中争强好胜情况之一斑，他们较之战国时辩士，更注重口舌之争的一时胜负，为此而玩弄概念游戏，讲究诡辩技巧，并不太顾及这种辩论结果对社会的影响如何。从某种意义上说，《孙子兵法》是关于斗争艺术的学说，其理论对于所有的斗争，包括唇枪舌战在内，都有指导意义。这些文化人为在“往返诘难，依方辩对”中取胜，在“政争”中获得主动权，研读这部兵法，揣摩“理赌”之道，是很自然的事情。
 

三、《孙子兵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较两汉倍受重视；其军事理论被广泛运用到作战指导和军队建设之中，从而导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
 

由于两汉时期经学和神学占统治地位，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孙子兵法》在社会上遭到严厉贬斥，其流传受到严格限制。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阶级对社会的思想统治有所减弱，人们的学术思想得到了一定解放。加之这一时期战事不断，各政治集团都在极力寻求战争致胜之道。《孙子兵法》因此受到高度重视。一些帝王不但自己带头学习研究《孙子兵法》，身体力行，而且要求部署也这样做。如曹操亲自注解《孙子兵法》，还经常对将士进行言传身教；孙权要求吕蒙、蒋钦“急读《孙子》”；后汉主刘渊“尤好《春秋左氏法》、《孙吴兵法》”。从晋和南北朝的一些开国帝王的言论和有关史料记载中，可知他们也大都学习过此书。如宋武帝刘裕谋略出众，用兵多合于《孙子兵法》，他的言论中有“吾等既为‘同舟’”，“兵贵神速”，“众寡”、“虚实”等词汇，可知他精通此书之道。再如，后赵主石勒目不识书，就请人代读史书，其用兵善于出奇制胜，晋将刘琨称赞他“暗与孙吴同契”。一些谋臣武将，从实战需要出发，极重视《孙子兵法》，这一点我们下面专门讲到。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孙子兵法》军事运用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沧海横流，英雄辈出，《孙子兵法》更显现出它的兵经本色。运用《孙子兵法》突出者，如曹操、诸葛亮、司马懿、满宠、邓艾、钟会、羊祜、杜预、刘裕、崔浩、慕容恪等。概括起来，他们在运用《孙子兵法》方面有这样几个特点：
 

重视谋略致胜。众所周知，《孙子兵法》在作战指导上崇智尚谋。这一思想深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军事家们所重视。如曹操用兵以诡诈著称，诸葛亮称他“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后出师表》）。在奖赏方面，他提倡“虑为功首，谋为赏本”。诸葛亮是著名的谋略家，被人们视为智慧的化身，多谋的象征。司马懿老谋深算，诡诈不逊于曹操，在征公孙文懿时提出“兵者诡道，善因事变”的主张，其指挥作战，以诡诈取胜的事例甚多。魏晋南北朝军事史中可说是奇谋迭出，变化莫测，让人目不暇给。贵谋尚智已成为当时时代的风尚。
 

直接用《孙子兵法》的谋略指挥作战的典型事例也很多，反映了这一时期军事指挥员对这部兵经内容的闲熟。试举数例：①用于敌情判断：公元234年，诸葛亮率军伐魏，司马懿坚壁不出。诸葛亮用计激司马懿出战。司马懿为控制部队的求战情绪，采用借旨遏将之法，请皇帝下令不准出战。诸葛亮分析其心理说：“彼本无战心，所以固请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此分析可谓鞭辟入里，一语中的。“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即乃孙子之名言。公元537年，东魏高欢为报潼关之败，率众渡河涉洛，至于沙苑攻打西魏宇文泰，西魏将尽皆失色。宇文泰族子宇文深分析说，高欢“愎谏而来，所谓‘忿兵’，一战可以擒也”，所谓“忿兵”，即孙子所说的“怒而兴师”、“愠而致战”之兵。事实证明宇文深的这一分析是正确的。②用于欺骗：三国魏将满宠为诱骗东吴水军登陆，达以己之长击彼之短之目的，上表建言：“孙子言：‘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以弱不能，骄之以利，示之以慑。此为形实不必相应也。又曰：‘善动敌者形之。’今贼未至而移城却内，此所谓形而诱之也。引贼远水，择利而动，举得于外，福生于内矣。”满宠用此计亦获得成功。③用于奇袭：三国魏将邓艾攻蜀，建言由阴平入蜀，以“奇兵冲其腹心”，并引《军志》之言：“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掩其空虚，一战破蜀。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今见于《孙子兵法·计篇》。三国魏将毋丘俭、文钦反，谋士王基向司马师进言：“兵闻拙速，未睹工迟之久”，劝速进兵征讨。司马师想等各路军集合齐后再出发，王基说：“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则利，我得亦利，是谓争城，南顿是也。”于是先敌进据南顿（今河南项城西），毋丘俭果然来争，闻王基先到，只好退保项城。④用于围困：十六国时，前燕大臣慕容恪围段龛于广固（今山东益都），围而不攻，众将请战，慕容恪说：“用兵之势，有宜缓者，有宜急者，不可不察。若彼我势敌，外有强援，恐有腹背之患，则攻之不可不急。若我强彼弱，无援于外，力足制之者，当羁縻守之，以待其毙。兵法十围五攻，正谓此也。”慕容恪因此亦获得成功。“十围五攻”即《孙子兵法·谋攻篇》中“十则围之，五则攻之”的简略说法。